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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锺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锺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惟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西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锺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锺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绝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磁、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释面》《释笑》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锺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一九八三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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