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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第二天日上三杆，客人陆陆续续进了杨家。在老村长的指挥下，司仪员吹鼓手严阵以待，几处大灶烟正浓，二十多套桌凳已分别安置在左邻右舍上房下屋。用老村长的话说，这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齐上。按照地方风俗，杨母已端坐于堂屋祖先牌位前，只等午时将至，鞭炮点燃，鼓乐声起，受过跪拜之礼后，就可大开筵席了。 　　此时与杨家对望的山前忽冒出一串小车，沿着蜿蜒公路呼啸着开过来，徐徐停在杨家屋前。乡下公路通了多年了，平时跑的多是大车和农用拖拉机，只偶尔有一部两部小车自此经过，这么十余部小车整整齐齐招摇而至，大家好像还是第一次见过，感到很是稀奇。客人们于是纷纷跑出屋子，上前来看热闹。连忙忙碌碌的勤杂人等也扔下手中活计，奔到了路旁。 　　杨登科正在屋里帮身为总管的老村长登记客人送来的礼金，忽见大家都往外面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出了屋。见屋前长蛇阵般停了十多部小车，杨登科就明白是郑局长他们了。但转而一想，县农业局也就三四台小车，一下子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小车？ 　　纳闷着，杨登科几步迎到了路边，原来除了郑局长他们，曾德平也带着胡国干刁大义小钱还有已退下去的老郭几位兄弟，一人开着一部小车赶了来。农校马校长等市农业局下属几个单位的头儿也在。杨登科又惊又喜，上前跟各位一一握手，感谢大家老远跑来捧场。来到曾德平前面时，杨登科说：“曾主任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只是我并没跟你说过我母亲生日的事呀？”曾德平笑道：“是董老板亲口告诉我的，我跟兄弟们一说，大家踊跃得很，争先恐后要来给伯母祝寿，我看又是星期天，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杨登科禁不住心里一阵热乎。董志良真是关心下属，这一辈子能跟上这样的好领导，也算是自己天大的造化了。 　　杨登科这里正在招呼客人，那边老村长已叫人燃响爆竹，还带着吹鼓手吹吹打打迎过来，分立两旁，将这批高贵的客人往中堂请。机关里人去宾馆参加喜宴，都是先给主人递上红包，然后各自找位置落座，哪来乡下这样热闹隆重的场面？大家感到新鲜，欢欢喜喜来到杨母前面，按照乡下的规矩，给老人家行跪拜大礼。 　　礼毕，曾德平和郑局长还有马校长他们便把身上的大红包掏出来，塞到杨登科怀里。杨登科谢过，让司仪人员安排各位入了席，再到后堂去跟老村长登记红包。曾德平他们的红包有两种，一公一私。公家三个，市农业局六千，农校等几个下属单位和县农业局各五千。私人方面，曾德平几位同事的钱装一个红包，人平一千；郑局长和马校长两拨人分别装在两个包里，人平八百。董志良单独送了一个红包，两千。几项加起来已是三万。 　　这些红包比乡下人送的十几二十几元一个的红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登在一起不免别扭，杨登科特意登到了另一个本子上。 　　登记完红包，杨登科出了屋，要去打曾德平他们的招呼，只见马路上又开过来几辆小车。大家兴奋起来，说：“又来贵客了。”怂恿鼓乐手做好出迎的准备。杨登科再也想不起还会有谁要来，还以为是过路车呢。岂料那几部小车到得屋前，都停了下来。 　　杨登科便迎上去，同时注意了一下那几部小车的牌号，发现都是县里的号子。 　　此时县农业局的郑局长跟了过来，告诉杨登科，那是县委县政府和乡政府的车。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只得在郑局长的介绍下，跟从车上下来的客人握手见面。原来除了书记县长在市里参加市委全会之外，其他七位县委常委领导都到了场。乡里是几位书记和乡长，其中两位过去到市里找杨登科办过事，彼此认识。带队的是一位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属于常委里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杨登科，他们是受两位老板之托，特意来给杨母祝寿的。县里的两位老板当然就是书记县长了。喊书记县长太生硬，喊老板显得既亲密又实在。 　　县里领导也这么捧场，杨登科自然也觉得风光无限。就有几分陶醉，自己一个副科级干部，何德何能，母亲生日竟然将县里和乡里的核心领导都惊动了。旋即杨登科就明白过来，他们一定是知道董志良就要进市委常委了，见自己跟董志良关系非同一般，提前在自己身上投资，今后想要投靠董志良了，也好有一条内线可以利用。这些人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见的世面大，深知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佛脚是抱不住的。 　　这么一想，杨登科接他们递上的红包时，就理直气壮多了。 　　父老乡亲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杨登科心里这些想法，只知道杨登科出息大了，给他们也挣了面子。是呀，一个偏僻的乡村，一位老人做生日，村前公路上长龙般齐整整停了十七八辆小轿车，市县乡有关领导都到了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大家一边对这一溜照得见人影的小车指指点点着，一边打心眼里敬佩起杨登科来，还讨论起了杨登科的官位。他们对当今那三六九等的官级不甚了了，有人说看这阵势，杨登科的官跟县长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级别了。其他人不同意，县里领导都来了，没来成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托了话，杨登科的官也许在县长县委书记之上呢。年级大的人还借题发挥，教育在场的晚辈，做人就要做杨登科这样的人，做了官连父母和地方上的人都跟着沾了大光。 　　县委常委和乡里领导给母亲行过礼，被安置好之后，杨登科又连忙跑到后堂去跟老村长一起登记他们递的红包。县里两个红包，一个是以县委政府名义送的，一万元整；一个是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九个常委领导的，共九千，也就是说人平一千。乡里公家和私人的加在一起也上了三千。将前面市县农业系统的三万加在一起，已过了五万。 　　望着这厚厚几叠钞票，杨登科眼里都要冒绿火了。他只是一个小小副科，给母亲办一回酒，光市县乡三拨人马的礼金就上了五万，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办一回酒，岂不要数十万上百万地进？怪不得手中有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办酒，乔迁要办，生日要办，娶儿媳嫁闺女要办，儿孙出生和周岁要办，死爹死妈更要办，原来办酒的奥妙就在这里。 　　对此有人说是腐败之风，有人说是人情世故，各有各的理由，政府也不好硬性规定不准办酒。有意思的是前不久市纪检会作出庄严而神圣的决定，定期给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发送反腐倡廉短讯，杨登科提拔副科以来，已荣幸地收到好几条了，其中一条说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能做到四不：用权不用计，过节不失节，进步不进钱，生日不生财。杨登科当时就笑起来，心想如今的人都放聪明了，对上面的精神尤善于正话反用，这不恰好提醒了大家，用权用计，过节失节，进步进钱，生日生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趁在台上好好用足自己手中的资源，加大力度加强“四项建设”，以后下了台，那就再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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