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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冯国富自觉好笑,你怎么会变得如此幼稚?你在官场混了那么多年,也不想想,叫当官的不坐小车坐公汽,影响革命工作,谁负得起这个重大责任?更为可笑的是自己过去坐在小车上,为什么从没想起过要公汽优先,现在坐了几趟公共汽车,思想就变得这么民本起来?看来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坐什么位置。脑袋就会有什么想法。

  三十八路车车次不多,又来自郊区,进城的人不少,不拥挤也难。司机又不太讲规矩,不该停的地方停下载客,到了停靠点该停车时,车上已人满为患,相反又不停车了。有时即使停下来,也不容易挤上去,害得冯国富常常误车。有一天要开主席会,偏偏三十八路车过了几趟,都没坐上去,冯国富只好站到街心,拦了辆的士。

  的士不比单位小车舒服,却比公共汽车要强多少有多少,不拥不挤,车上的位置都是你的,爱坐哪坐哪,像自家客厅的沙发。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的哥比你儿子听话多了。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碰上开朗的的哥,还会主动跟你搭腔:“老板是专车坐得多,还是打的打得多?”冯国富说:“我什么老板?贫下中农一个,出门都坐公汽,今天事情急,公汽上不去,才咬牙打一回的。”的哥斜冯国富一眼,笑道:“老板好幽默的。”冯国富说:“我哪是幽什么默?”的哥说:“当老板的生怕人家打秋风,才说自己是贫下中农,不肯承认是老板。据说有个洋鬼子搞了个中国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榜的富豪个个骂那洋鬼子的娘。”冯国富说:“那洋鬼子如果让我上榜,我一定请他吃火锅。”

  聊着天,还少不了音乐。多为刀郎的歌,什么《情人》,《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北方的天空下》,新近又出了《喀什葛尔胡杨》。冯国富说:“的哥们还有单位里的司机,好像都特别喜欢刀郎。”的哥说:“开车的在车上呆的时间长,难耐寂寞,有刀郎做伴,容易打发时光。”又说:“其实也不止咱们车上,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宾馆酒店,歌厅茶楼,商铺市场,包括私人家里,只要有音响的地方,哪里不在放刀郎?”冯国富说:“中国人是不是喜欢跟风,刀郎火了,大家都借风吹火?”的哥说:“我可不是这么看。刀郎的歌太有感染力了,谁听过谁就会喜欢。”冯国富点头道:“我也有同感。”

  见冯国富附和,的哥来了劲,眉飞色舞道:“这可是有原因的。刀郎的音质不用说,格外有磁性,像磁铁一样可以把你吸住。他毕业于音乐学院作曲系,他的主打歌都是他自己作的词,自己谱的曲,连和声和器配都是他本人亲自做的。还有他的生活也与众不同,情感上受过挫折,又在新疆呆过十多年,他把这些体验都放进了音乐里,自然最能打动人。种种优势都集中在了刀郎一人身上,他还不火那才怪呢?有人见刀郎这么火,跟风弄了个什么西域刀郎,我感到好奇,特意跑到店里找了一张,让老板一放,听是娘娘腔,很平常的OK水平,半支曲没听完,拔腿就跑掉了。听说乐坛那些歌霸歌腕见刀郎不声不响,带子碟子一卖就是五六百万张,他们调动所有关系,到处宣传加恶炒,带子碟子就是卖不掉几张,又眼红又不服气。其实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具备刀郎这种综合素质的,中国乐坛到哪里去找第二人?”

  的哥看来是太喜欢刀郎了,才将他拔得这么高,冯国富当然不敢完全苟同。不过的哥这番话确实让冯国富大开了眼界。就是请专业音乐评论家来谈音乐,也许能搬出不少普通人闻所未闻的古今中外的音乐理论,却不见得能谈出的哥这种独到见解。的哥说得不错,事出有因,尤其是有口碑的东西,绝对不简单。没能真正打动人心,谁乐意口口相传,说你的好呢?世上的事情都这样,纸写易,口传难。比如有些官员并没什么德政,却天天电视捧,报纸吹,弄得天花乱坠。媒体又不是老百姓办的,自然无奈其何。可你想让人家嘴上说你好,却不那么好办了,除非你派人用钢钎把人家嘴巴撬开。

  也有的哥不放带子,对着话筒,跟同行说粗话痞话,大声狂笑。或者放收音机,是那种专为的哥们开通的交通频道,女播音员的声音腻腻的。中间插着大段广告,卖的全部是春药,男人一用,垂头丧气的,变得斗志昂扬,不够一分钟的,能坚持半个小时。广告过后是床上功夫,男声哼哧哼哧,女声狂呼乱叫。一般情况下,冯国富还能充耳不闻,究竟都是饮食男女,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阳春白雪。实在受不了了,才提出抗议。的哥不解,不情愿地关掉收音机,怪怪的目光从冯国富脸上扫过,那意思很明显,这男人一定有病,不是挺而不举,就是举而不坚。

  还有更难受的,那便是掏钞票的时候。打的不像坐公共汽车,一块钱到头。楚南经济落后,消费却不低,打的起步价六元,比周边地市级城市都高。又常塞车,耽误时间也计费。从水电局到政协,顺利的话,刚好在起步价内,如果弯子绕得大一点,过十字路口被红灯多堵几秒钟就会跳表,变成七元五。因此冯国富每次坐车,眼睛都死死盯着车头的计费器,见快要跳表了,便叫停下车,宁肯多走几十米路,也要少出这一元五。自己拿着桑塔纳钥匙,不好再找政协报销打的费,省一个是一个。这个的每天都得打,每天跑上两个来回,长此以往,这笔开支还不是小数。冯国富心疼不已,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犯傻。也不知谁做过调查没有,中国到底有几个官员掏自己的钱,打的上公家的班。恐怕除了你冯国富,要找出第二个来,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是过去痛快,只要出门,不论公事还是私事,坐的都是公家的小车,什么开支全都报销,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偏偏还有的哥以为冯国富不认路,绕道而行,想多收他几块钱。原来冯国富说的是自己老家楚乡县的话,的哥以为他是刚从下面县里来的,好糊弄。中国南方五里不同音,翻过一座山,淌过一条河,山两边,河两岸,鸟叫和蛙鸣都属于不同语系,至于几处的人走到一起,往往你说你的俄语,我说我的英语,像是联合国开会.楚乡县虽然属于楚南市,话音明显不同。本来冯国富刚到楚南工作时,学着说过一阵楚南话,说得还算地道。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说法,大人物底气足,就喜欢说家乡话。走到哪里都不改口。贺知章同志就是这样,在唐玄宗身边工作多年,也算高干了,可他从小离开家乡,到老都没改变口音,还作诗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得意得很。曾国藩同志做到两江总督和大学士的高官,还封了一等毅勇侯,可他总是一口浓重的湖南湘乡话。就连慈禧接见他,他说话时也不肯卷舌头。慈禧不知所云,说国藩同志哪,你的话我可是一句都没听懂,也不知你平时是怎么在台上作报告和发表重要讲话的。我这就叫莲英同志去找本语音学,你放谦虚点,拿回去好好学一学,下次汇报工作,可得给我说国语。曾国藩暗想,你听不懂可不是我的事,如果哪天湘乡话成了国语,你还敢说一句都没听懂吗?从古至今,也没哪个文件上硬性规定过,国语只能是什么话,不能是什么话。湘乡人是倔脾气,加上曾国藩工作繁忙,哪有时间学老佛爷御赐的语音学?以后上朝或老佛爷单独接见,曾国藩还是照说湘乡话不误。到得动情处,鼻音喉音腹腔音一齐都上来了,像公牛唱美声似的,老佛爷听不听得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功高盖主,曾国荃和左宗棠他们极力怂恿他,干脆取清而代之,用湘乡话做国语算了,也好让人以湘乡话为标准,编本语音学,叫莲英同志拿去给老佛爷好好学

  学。这个理由太充分了,曾国藩颇为心动。可经反复琢磨,又觉得湘乡话也太拗口,外面的人学起来,比学拉丁语还难,这不是为难老佛爷吗?最后曾国藩还是放弃了用湘乡话做国语的念头。

  冯国富当年看到这篇文章时,刚好被任命为楚宁县委组织部长,成为一地核心领导干部。他从此再不说楚南话,像贺知章和曾国藩只说家乡话那样,到哪里都一口的楚乡话。冯国富当然不敢保证他说楚乡话,楚乡话就能成为国语,但他觉得说楚乡话就是有意思,不论大会作报告,还是小会发表讲话,或是与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底气都非常足。

  这天的哥见冯国富说的不是楚南话,以为大鱼上钩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车拐进一条岔道,不紧不慢绕起了圈子。冯国富不动声色,倒要看他绕到哪里去。结果六元钱的车程,绕出整整十三元来。的士在政协门口停下后,冯国富没有掏钱,而是掏出手机,按下印在车窗玻璃上的举报电话,用正宗楚南话问的哥道:“这个电话该不是空号,多少管些用吧?”的哥一听傻了眼,知道这个乡巴佬不是吃素的,连说数声对不起,一分钱都不敢收,飞快地打开车门,请冯国富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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