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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舒雨霏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就这么拖着，把孩子生在朝鲜战场上？舒云舒说，我难死了。怎么办啊，我是来救治伤病员的，要是我自己把大肚子挺出来，那像个什么样子？那还要别人照顾，岂不是添乱？我真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结婚。你和二姐都还独自一人，倒是让我这个老三占了先，都怨爸爸要出那个风头，搞什么壮行婚礼。舒雨霏说，这件事情也不能怪爸爸，爸爸的出发点是好的，爸爸也没有让你们在战场怀孕啊！舒云舒说，结了婚，这种事情能避免吗？不说了，跟你说你也不明白。舒雨霏说，我是妇产科医生，我怎么不明白？舒云舒说，就是因为你是妇产科医生，我才求你想办法。舒雨霏说，想什么办法？打掉！ 　　舒云舒不说话了，眼里突然涌上一层潮湿。 　　舒雨霏说，卓然他同意吗？舒云舒说，他还不知道。我想独自承担这杯苦酒。舒雨霏说，那不行，你必须告诉他，否则你负不了责，我更负不了责。这件事情拖了一段时间，舒云舒犹犹豫豫，最后还是把情况告诉了肖卓然，肖卓然一听就傻眼了，挠着头皮说，你看这事弄的，是很麻烦啊。现在是战争时期，只能忍痛割爱了。肖卓然有了这个态度，舒雨霏就开始给舒云舒想办法。舒雨霏对舒云舒说，入朝参战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还要带人工流产的药。你们也不注意点，这兵荒马乱的，居然还有心思做那种事！舒雨霏心直口快，因为是学妇产科的医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是直来直去，说得舒云舒很难为情。舒云舒心里说，你不懂，这种事情兵荒马乱就能挡住的？天灾人祸也挡不住啊！但这话她终于没有说出口。 　　怕西药伤人，舒雨霏通过一三五师卫生科，搞了一些中草药，让舒云舒用了六服，总算终止了妊娠。据说这些用于人工流产的中草药，都是专门为首长准备的，还算平和。舒云舒流产之后，没有时间休息，紧接着要行军，营养也跟不上，身体明显瘦弱下来，已不见刚入朝鲜明眸皓齿的俏丽模样。 　　舒云舒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她分析在国内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舒家的境况基本上是靠谱的。不久，兵团往坑道里送了一批信件，这些信件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过后方审查的，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来自那些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庭和资本家地主家庭的，尤其是那些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遭到冲击的家庭。审查的目的可以理解，因为在战争特殊时期，这些消息可能会引起前线的波动。多数出身贫苦的官兵，接到家书后往往扬眉吐气，战斗精神呼呼上涨，与日俱增，因为这些官兵从家书里分享到了土地改革的成果，他们的家庭大都分到了土地、住宅和牲畜。党和政府已经把土地和牲口分给咱家了，咱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句话，英勇杀敌，报答国家！一时间，这种呼声传遍了作战部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在众多的信函里，汪亦适没有接到家信，这使他连日惶惶不安。没有接到家书，不能把部队辗转动荡、居无定所作为原因，因为其他人都接到信了。他分析，一个原因可能是家中在土地改革中遇到麻烦了，有些不便言说的隐情；第二个可能是家里寄了信函，而在后方就被审查扣留了。如果这两个原因存在，无论前者后者，都不是好事。尽管心里酸楚，但是表面上看，汪亦适依然如故。在焦急的盼望中，他倒是听说肖卓然的家庭遇到麻烦了。 　　肖卓然收到的信函不是他的家里寄来的，而是寿春县肖庄镇人民政府的公函。肖卓然的家庭也是地主——试想，当初他们那些能够考上原国民党军队医科学校的学员，哪个家庭不是富户？没有百儿八十亩土地或者一定的工商实业资本，谁能养活一个两个乃至三五七八个洋学生？就连程先觉这样的，算是最穷的了，一年至少也有两百块光洋的进项——在土地改革中，肖卓然的父亲倚仗儿子在志愿军里做官，土地被分之后，又宣称秋后算账，散布说要等儿子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结果，那些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夜晚又把肖家的地契偷偷摸摸地送了回去。肖卓然家乡寿春县肖庄镇人民政府对此十分恼火，致函肖卓然同志，通知他已经逮捕了他的父亲，“不日即交人民法庭审判，希望肖卓然同志胸怀大局，配合人民政府工作，推动家乡的土地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云云。 　　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肖卓然一看就火了，他没想到他的家庭给他埋着这么大一颗地雷。接信当天，他把自己关到坑道的一个角落里，当着舒云舒的面，气急败坏地大骂，骂他的父亲鼠目寸光守财如命，两年前他就要求父亲破财消灾，疏财结缘，父亲反过来骂他是败家子，站着说话不腰疼，父亲紧紧捂住钱罐子不松手。好在解放后肖卓然当了荣军医院的副院长，为了添置X光透视机，他不仅串通汪亦适、程先觉和郑霍山写信动员家里捐钱，他自己硬是诱骗管家，窃走了家里的七百块银元。他的这次纯属偶然的做法，无意中给几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后话。 　　骂完了自己的家庭，肖卓然又恼羞成怒地大骂肖庄镇干部：“他妈的老子在异国他乡打仗，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居然在我的后院放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告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破坏抗美援朝，罪不容赦！”舒云舒竭力劝说肖卓然不要冲动，要冷静分析、冷静处理。肖卓然说，我无法冷静，我怀疑这群反革命分子就是蒋介石派来配合他们的！我要给陈向真专员写信。舒云舒说，信可以写，但是话要委婉，不能头脑发热。肖卓然哪里听得进去？当即找来几张处方纸，呼哧呼哧地写了几页，措辞激烈，满腔情绪溢于言表。写好之后，根本不容舒云舒废话，即叫通信员送到一三五师师部，“火速军邮”。 　　两天下来，肖卓然就瘦了，胡子拉碴，眼珠子骨骨碌碌，阴沉得怕人，同原先那个山崩于前不乱、雷鸣于后不惊的、胸有成竹的、自信的青年革命者判若两人。肖卓然的情况是程先觉告诉汪亦适的。程先觉的表情让汪亦适感到他有点幸灾乐祸。程先觉说，人吃五谷杂粮，谁都有软肋，这回我们的肖队长也沉不住气了。汪亦适说，这么说，你们那个破落地主家庭没有什么问题了？程先觉说，我们家早就衰败了，要不，在江淮医科学校里，我怎么老占你们的便宜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家最多定个中农，我们不怕土改。汪亦适说，有钱人不等于都是罪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的财富是劳动所得，未必都是赃物。你们家虽然衰落了，不等于没有剥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程先觉说，亦适兄，你也别想看我们家的笑话。在我们“四条蚂蚱”中间，就算我们家被划成地主资本家反革命，还有你们这些更有钱的家庭垫底呢，就是杀头，排队我也排在最后。 　　这边国内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带来的思想波动还没有平息，上面一个文件下来，又要搞战地“三反五反”，汪亦适居然成了“小老虎”。他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他在决定参加志愿军之后，花了三十块银圆兑换成人民币新币托人从上海买的。第二，他有一个留声机，这是伤员马到成团长从战场上缴获的玩意儿，马到成不会使用，派人送到705医疗队，“给汪医生解个闷儿”。汪医生本想退回，但是送洋机器的通信员转身就不见人影了，汪亦适丢舍不得丢，用没法用，背着这个没有唱片从而也没有声音的破留声机转战南北，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给他当上“小老虎”助了一臂之力。第三，他有一个照相机，这还是四年前他的哥哥汪列斯从德国留学回来送给他的。老大的卡尔相机，他也带到战场上来了，本来是想用它拍摄一些外科手术照片，以作资料，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用处不大，因为缺乏显影定影设备，而且多数时间在坑道里，没有电没法用。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皮箱、一双皮鞋。皮鞋是用来穿西服的，到了朝鲜战场之后，西服连一次也没有穿过，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扔掉也是不可能的。综合以上私人物品，揭发人给他归纳了一个别致的罪名——三机二皮，即收音机、留声机、照相机、皮箱、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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