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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起义者，留下来，也许以后有机会甄别，真的走了，也许就是盖棺定论了。我同意汪亦适留下。于建国说，对这个人，我也感到是个搞业务的骨干。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留下来安排在哪里呢，当医生吧，他不是军人。烧锅炉、修水电吧，不成体统，人们都知道汪亦适是“排雷大王”，是705医院的一块招牌，让他烧锅炉、修水电，会让别人戳我们脊梁骨的。丁范生说，肖副处长，你主意多，你说说看。你能把汪亦适找到合适他干的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是把他推荐到地方工作，这也是对他负责。

　　其实于建国和丁范生的难题更是肖卓然的难题，这个难题他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肖卓然摸到了二位首长的态度，并不坚持要把汪亦适弄走，他的心里就有底了。肖卓然说，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解放军的医院，面向驻军基层官兵，也面向皖西群众。这个地方落后，有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机构，不少人是头一次来看病，来看病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挂号不知道怎么挂，看病不知道找什么人。我估计这种情况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可以在大门口设一个咨询处，就让汪亦适当咨询员，其实就是就医指导。这样，既解决部队基层官兵和老百姓来看病摸不着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汪亦适的工作问题。

　　丁范生大喜道，很好，很好，我看可以。于建国也说，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很有政治意义的设想，方便伤病员，服务老百姓，还发挥了汪亦适的作用，一举两得。这样，汪亦适才被留在705医院。

　　汪亦适从梅山老家回来之后，第一天到咨询处上班，拿不准穿什么衣服。医院的医生穿军装，锅炉工和水电工穿劳动工装，护士穿白大褂，唯有他找不到得体的衣服。解放军的军装他是不能穿了，穿原先的国军军服显然更不合适。后来他想起来了，他的皮箱里有一套西服，还是去年舒云舒在南京买的，他和肖卓然每人一套。原先放在梅山老家，这次离开梅山的时候，舒雨霏帮他打点行李，把那套西服装进皮箱，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上午，咨询处首次开张。所谓咨询处，其实就是在传达室里摆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桌子上放一块牌子，正楷大书三个字：咨询处。汪亦适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皮鞋崭新锃亮，领结不偏不倚，坐在桌子后面，等待病患过来咨询，但是咨询者寥寥无几。汪亦适有点纳闷，心想可能是病患中识字者不多，不知道咨询处是什么玩意儿，就去跟门卫交代，但凡有看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先来问他。门卫说，但凡来这里看病的，都不清楚，但凡不清楚的，都来问我，但凡来问我的，我都告诉他们去问你。可是他们到传达室缩头缩脑一番，又都溜走了。

　　汪亦适心想，奇怪了，我又不是怪物，难道怕我不成？正想着，肖卓然带着程先觉来了。肖卓然一看汪亦适这身装束，先是一笑，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程先觉想忍没有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汪亦适感到有点伤自尊，表情僵硬地说，好笑吗？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那身军装高人一等？肖卓然说，哪里话！不过你这身打扮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你没看看，周围是个什么环境，工作是个什么性质。你这样衣冠楚楚的，像个咨询员吗？简直就是大上海的新郎官，那谁敢来找你问事呢？看稀奇还差不多！

　　汪亦适说，我没有别的衣服。再说你们也没有规定咨询员穿什么衣服，难道要我穿长袍马褂？肖卓然说，你要是穿长袍马褂还真搞对了，保管看病的都往你这里跑。汪亦适说，我是不会穿长袍马褂的。肖卓然说，那你可以穿普通衣服，中山装也行啊。汪亦适说，我没有中山装。肖卓然说，穿西服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用不着把皮鞋擦得这么亮，更不用打领带，你打了领带，别人不来问事，只顾看你的领带去了。汪亦适说，荒唐，穿西服不打领带，那是什么穿法，那不是假洋鬼子吗？肖卓然说，打了领带擦亮皮鞋，你就成了真洋鬼子了，假洋鬼子也比真洋鬼子好。汪亦适被说住了，讪讪地说，那你说我穿什么？肖卓然说，穿西服，不打领带，不擦皮鞋，把自己搞得越邋遢越好，越邋遢就越是接近群众。

　　汪亦适看着肖卓然，半天没有吭气。第二天上班，他穿了一套水电工穿的劳动粗布制服，这是他拿西服跟水电工换的。他那套西服是舒云舒当初花三十块大洋买的，而那套工装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一块洋钱都不值。后来舒云舒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是埋怨，说汪亦适你太不知轻重了，你这哪里是换西服啊，你是把我们的友情出卖了。

　　汪亦适淡淡地说，我穿那身西服，肖卓然看着不舒服。舒云舒说，你胡扯，肖卓然比你度量大得多。你已经堕落成一个庸人了。没想到汪亦适听了这话，非但没生气，反而咧嘴笑了说，我不仅是庸人，还是下人呢，你看看我穿劳动工装，像不像个劳动人民？舒云舒说，像个猴子。你是高挑个，白净脸，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走路连蚂蚁都踩不死。穿上这身衣服，才是不伦不类呢！汪亦适不以为然地说，举手投足可以改嘛，我现在走路就比以前快了。我不能老是当小资产阶级，你说是不是？舒云舒说，是个鬼！

　　舒云舒把汪亦适说了一顿，当天下午就去找那个水电工，用一块蓝士林布料，把那套西服又换回到自己的手里。那位水电工倒是爽快，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这个鬼衣裳，这叫咱老百姓咋穿出去？可是汪医生他死气白赖地要换。他是个好人，我不能不答应。你要是不换走，我还琢磨以后让老婆剪了给孩子当尿布呢。不管舒云舒怎么看，但是汪亦适穿上工装之后，工作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了。每天过来“咨询”的人还真是不少。有盘问大夫医术的，有了解对症的，也有找人的。汪亦适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遇到刨根问底的病患，七说八说，汪亦适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干脆给病患诊断起来。诊断之后，再让病患去找某某医生，某某医生要是同汪亦适诊断得大致相同，病患就会放心地接受下一步的医治。某某医生的诊断要是同汪亦适的诊断有出入，这些病患就会缠着让汪亦适开药，有的甚至干脆要求汪亦适给他做手术。每到这个时候，汪亦适才会翻然醒悟，他不能给病患开药，更不能做手术，只得婉言相劝。下次“咨询”，尽量点到为止。

　　有一次来了一个伤员，是在大别山剿匪战斗中负伤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肋巴骨，离心脏很近。过去一直担任主刀的秦副院长带领医疗队到独立团去了，丁范生让肖卓然亲自做手术。肖卓然心里打鼓，上了手术台又停了下来，派程先觉把汪亦适叫了过去。汪亦适做这类手术多了，查看一番后心里就有了底。但是汪亦适坚持不上手术台。肖卓然说，亦适，救人要紧啊。我都不在乎丢面子了，你还要拿一把吗？汪亦适说，我不是医生，怎么能做手术？如果是医生，我做出问题了，只是犯错误，可我不是医生，我做好了也是犯法的。丁范生在一旁说，汪亦适，我命令你做，做出问题我负责！汪亦适还是不肯。汪亦适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我不是医生，既不能开药，更不能做手术。丁范生说，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伤员流血牺牲？你还有没有阶级感情？你敢违抗命令，枪毙！汪亦适说，枪毙就枪毙，我不能坏了规矩。肖副处长，你做吧，这个手术是有点难度，但是你行，我在一边给你当助手。肖卓然向汪亦适投来感激的一瞥说，好，你指导。

　　汪亦适在伤员的伤处画了一个路线图，确定了切口，打了麻醉，就让肖卓然下刀。肖卓然开始手有点抖，但是汪亦适始终不动声色。汪亦适没有异常表现，肖卓然就受到了鼓励，虽然中间停顿了几下，在汪亦适的提醒下及时地调整了角度和深度，手术还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从此之后，只要有难度稍大的手术，肖卓然就踊跃上马，但是汪亦适必须在场，这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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