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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给梁必达列举的罪行有三十余条,其中历史的问题有迫害同志,认贼作父,侵吞八路军战士伙食费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以抗日锄奸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现实的问题有破坏“文化大革命”,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恶毒攻击某某某,等等。揪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K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碑还在D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K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

  朱预道因为到北京开会,避开了这场斗争。梁必达临走之前,分别给张普景和陈墨涵等人打了电话,要他们躲起来,避开造反派的风头。

  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

  陈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墨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批判大会设在D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碑并没有亲自_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

  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滇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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