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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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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泽光意外地看了沈东阳一眼说，“哦，你的自信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程度。可是我怎么才能证明你就是珍珠呢？你倘若只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本团长岂不成了有眼无珠？” 沈东阳的额头立马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好在严泽光没有继续为难他。严泽光说，“听说你对战例很感兴趣，还研究过本团的一些典型战例。一定会有很多心得啰？” 沈东阳这才找到适合自己的话题，但也不敢锋芒毕露。他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团长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 沈东阳说，“以史为鉴，我想从中学习。我对严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明的红石岭剥皮战和广西剿匪的毛田坝连环伏击战做过细致的分析。我认为前者是临机发挥，检验了指挥员的应急应变能力。后者才是战争艺术的精品。严团长当时是一连连长兼工作队长，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您对地形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那一仗再一次说明，不打无准备之战，先有胜算，尔后有胜券。” 严泽光说，“你认为一支部队制胜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沈东阳说，“除了军心士气和装备训练，那就是战术了。而所有的战术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时间和空间，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方可达成胜利的基础。所以兵家说，兵贵神速。” 严泽光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实话说，我对重叠指挥很有看法，重叠指挥的弊端还不仅是指挥程序复杂，影响战斗效率，重要的是它容易限制基层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在客观上会逐步养成基层指挥员的不负责任习惯。我听说你对精兵简政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我们有点……英雄所见略同。” 沈东阳说，“惭愧，我哪能谈得上是什么英雄？不过，我确实对严团长的见解很……严团长的见解的确一语中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兵多了并非好事，一是和尚多了没水吃，部队多了容易产生依赖心理，容易产生侥幸心理，容易造成集体不负责任。二是兵员多了，除了人肉优势以外，其他的东西势必削弱，比如装备，比如伙食，比如薪水。别看伙食和薪水，他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投射在官兵心里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军人地位低了，缺乏优越感和自豪感，自然就缺乏责任感。” 严泽光问，“你认为我们的军队地位低吗？” 沈东阳说，“这就要看跟谁比了，如果是跟先进国家相比，我们军队的待遇是很低的，低十倍以上。如果是同国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相比，我们军队干部的待遇又算高的。” 严泽光说，“你说的先进国家指的是哪些国家？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待遇比他们先进国家军队的待遇低？难道你偷听敌台了吗？偷听敌台是反革命行为你知道不知道？” 沈东阳不解地看着严泽光，好长时间才说，“我是从《参考消息》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章分析出来的。” 严泽光说，“报上都说，我们中国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幸福之中，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穷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居然说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依据何在？没有依据地胡说，弄不好是要蹲监狱的。年轻人，你要当心。” 沈东阳注视着严泽光，判断着严泽光的真实想法，但严泽光的脸上不显山不露水。 沈东阳说，“严团长，如果您想知道依据，我可以向您汇报我获取依据的办法。我们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讨好讨得很拙劣。譬如说，批判某某国家资本主义搞物质刺激，收买军官和士兵，这样收买，那样收买，我把半年这方面的报纸内容收集起来，就知道人家收买的数额，差不多能算出被收买者的总数。全体军人都被收买了，那还叫收买吗？那不是整体提高吗？再比如装备，人家外国都使用了，还对我们自己保密，可是保密保得又很蠢。把有关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报纸收集起来综合分析，就能大致发现他在侵略战争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大致发现他的兵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比如格莎拉战争中有一个战例，是步兵战斗，我们的报纸报道，一方陆军在浅近纵深里展开集群冲击，三小时冲击七十二公里，我当时判断，这支部队是装甲输送部队，或者使用了装甲运兵车。三个月后我从另外一场战斗的报道中证实了，这支部队是一个装甲运兵营。我看报纸，往往透过那些胡说去找我最需要的知识。我认为我们中国军队应该充分了解外面的世界，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什么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胡说八道，无异于夜郎自大。我们在这里洋洋得意，那边又是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吃的都是这个亏。义和团居然举着大刀，脸上涂着猪血，嘴里喊着刀枪不入，结果血流成河。” 严泽光看着沈东阳，突然觉得这小子有点像自己，爱琢磨事，也能琢磨到点子上。严泽光说，“放肆！现在祖国山河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不能崇洋媚外，不能妄自菲薄，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沈东阳吃惊地看着严泽光说，“严团长，我们不是在探讨问题吗？如果你召见我是为了给我喊口号，喊不是小好而是大好，那恕我不恭，告辞啦！” 说完，站起身来，拿起军帽戴在头上，正要敬礼，严泽光喝道，“坐下！” 沈东阳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停顿片刻说，“严团长，报喜不报忧，我也会，但是我希望我有机会了解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沉浸在敌人都是乌合之众、我们战无不胜的神话里。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过去的战例，还需要研究我们的敌人今天在干什么？我们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练三大技术。我们潜在的敌人步兵都用上了导弹，我们不能举着长枪去跟敌人的坦克拼刺刀。” 严泽光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沈东阳说，“我认为，你们当作战部队一线首长的，尤其是像你们这些从战争年代里闯过来的老革命，应该有勇气向上反映问题，要熟悉对手的战术，至少要给我们下发教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潜在对手到底有多大力气，然后开展针对性的训练，不能老是停留在跟国民党作战的水平上。” 严泽光说，“应该反映？你口气倒不小。反映，反映什么，说我们不行，敌人厉害？我是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的。要知道，你的这些言论要是传出去，有可能倒霉。” 沈东阳说，“我是真诚地袒露我忧虑，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嘛！” 严泽光冷笑一声说，“言者无罪？嘿嘿，你还嫩了一点。不过，我不会揭发你的，因为这是你我单独探讨问题。但是，出了这个门，你再说这些话，我不能担保没有人检举你。” 沈东阳笑笑说，出了这个门，“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严泽光对这句话很受用，又问，“喜欢看什么书？” 沈东阳说，“没有多少书看，我比较喜欢看《参考消息》里那些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章。” 严泽光笑了说，“好啊小伙子，看大批判文章好啊，就是要接受思想改造。活到老，学到老。我这里也有一本毒草，拿回去好好批判吧。” 严泽光说着，拉开抽屉，递给沈东阳一个破书卷子。 沈东阳接过来一看，心里凉了半截。他本来以为是什么兵家圣典，他特别渴望得到一本内部版的供批判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听说二十七师只有严团长有一套。 可是，严团长交到他手上的，却是他童年就看过的《敌后武工队》，这让他大惑不解。 3 严丽文已经上高中了，住校，星期天才回家住，但并不一定都住严泽光家。多数时候还是回到王铁山家住。王铁山的家像个家，温暖。尤其是有了个憨头憨脑的小弟弟王奇，王铁山的家对严丽文就更有吸引力了。她像热爱宠物一样地爱着小王奇，有空就带王奇玩。 比起严泽光，王铁山显然是个慈父，虽然有了自己的儿子，仍然对严丽文一如既往地疼爱，当然不止生活上的，还有学习上的。那时候学校一会儿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复课闹革命，一会儿批判白专道路，一会儿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王铁山坚持一条，要求严丽文，在学校能学的在学校学，回家也不放松。 严泽光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严丽文的家长会，而王铁山只要有时间，就尽可能地去参加。实在没空了，才派孙芳去参加。孙芳参加家长会次数多了，知道什么该记了，什么不用记了，回来还要向王铁山一五一十地汇报。王铁山对严丽文说，“妞妞，记住，技多不压身，爹爹当兵，就是把枪打好，你上学，就是把书读好。不管啥年月，知识都是重要的。” 严丽文对爹爹的话一向奉为真理，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并且很荣幸地一度被班里推荐为白专典型接受过小批判。 严泽光没想到，王铁山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二十七师所在的野战军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同时倒了一霉。 起因是因为一封告状信。信上揭发严泽光一贯坚持反动的军事路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心存不满并恶毒攻击。 揭发信最后附了一首打油诗，正是当年严泽光和王铁山信手涂鸦的杰作—— 营长当了八九年， 裤衩穿了百十件。 破抢破炮天天练， 红军不怕远征难。 钟山风雨起苍黄， 十年没有打过仗。 手发痒来心里急， 老想朝谁开一枪。 上面来了工作组，说是要一查到底。 师政委刘界河看了这首诗，哭笑不得说，“这是狗屁，这算什么问题？第一，没有证据说是严泽光写的。第二，就算是严泽光写的，这也算不上什么反动诗。” 工作组负责人说，“第一，是不是严泽光写的，可以调查。第二，一定要搞清楚，这家伙想朝谁开一枪，这里面隐藏着很危险的情绪。” 于是就查。一查，这首打油诗还不是严泽光一个人的作品，王铁山也参与创作了。刘界河先下手为强，秘密地把王铁山和严泽光叫到西大营的一个角落里，黑着脸把两个人都训斥了一顿。刘界河说，“妈的，你们这两个人，自从不打仗了，我看见你们就烦。你们自己看着也烦。没见着你们有团结的时候，写这个狗屁诗倒是团结起来了。说，哪一句是你严泽光写的，哪一句是你王铁山写的。” 两人这才明白大祸临头了。严泽光阴沉着脸把揭发信看了一遍说，“我明白了，这是冲着我来的。这里面最反动的就是我写的，老想朝谁开一枪。” 王铁山也把揭发信看了一遍说，“那是我写的。我当时因为老婆不怀孕，心里着急，牢骚太甚。” 严泽光说，“老王你别引火烧身，这事跟你没关系。” 王铁山说，“集体创作，谁也脱不了干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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