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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1)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郁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咕咕”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①,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女儿按月给妈送钱。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须修理。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都只有两三个人。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如今且说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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