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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小梅慢慢地跟我说了她与副连长分别再见时的情景。 　　“……那天我去县里给百祥的娘抓药，老太太有个心口疼的老毛病，搭的是人家的一辆拖拉机。不过三十多里的路，早晨出发，头半晌才到，路不好，车也破，那一路上把我颠的，全身骨头都散了架子，身上撞得哪哪儿是青，腮帮子都没脱得了，拐弯时一个没抓稳，撞在了车头的后玻璃窗上。赶到下车，整就是像给人打了一顿。立夏了，穿的衣裳单，上身还是短袖。我不在乎，县城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从药铺抓药出来，遇上一个人向里面走，我没朝他看，低着头快走，说是不在乎，能真不在乎？一个女人，鼻青脸肿胳膊上也是，让人怎么想？不知是哪根神经作怪，我觉着那人在看我，就抬起了头来，天，是他！又不是他。模样没变，可眼前的这个人分明不是当初来我家时的那个人了。还是穿着军装，可肩上、领子的肩章领花没了，只剩下几块颜色深一点的印子，光秃秃的。……韩琳护士，到现在我都觉着，世界上没有什么衣裳比军装更精神、更好看的了，可是，也没有什么衣裳比拿掉了肩章领花的军装更灰头土脸的了。想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我，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比他还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头一个念头是，他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不知愣了多一会儿，他先开了口，问：百祥打你了？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愣愣地反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他看着我的脸：都青了。我下意识顺着摸了一把，不由疼得吸了口气。他又说了，有点着急的样子：我去找百祥谈，咱们俩这事，不怪你。——这时我才突然反应过来的，出事了！ 　　“那天中午，我们俩在街边一家卖面的馆子里，一人要了碗面，凑合了一顿。一碗面我都没有吃完，光顾哭了，为他。我想没有谁能比我更能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了，我也当过兵啊！……你是没见他从前的样子，笔直的身板，笔挺的军装，一杠三星的肩牌金光闪闪，上我们村时，男女老少都算上，没个不回头看的——是我毁了他！他直个劲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想太多；又说百祥不知道他就放心了，但愿我这边不要再出事了。别看我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可是一点都不糊涂，我说，你什么意思？他看着我，说：跟百祥好好过。我说：要是我说我想跟你过呢？他摇头：不行，那样太对不起百祥。我说：你就不怕对不起我？！他这才不做声了，半天，说：小梅，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连个工作都还没有。当时他正在等待安置办的消息，一直住在县城他一个战友家里，不愿回家住。就有这样一种男人，要么衣锦还乡，要么宁肯死在外面，也不愿让家里人知道。我说，我又不是冲着你的工作。他一口咬定不行，最后了，被逼不过了，才说了实话，他说，我现在没有心思。说完还怕我不明白似的，说，提不起情绪，对不起。” 　　说到这时小梅痛哭，我懂得她心理：她在他那里，不过尔尔。女人对男人的这类失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身：摆不清或死不肯正视自己在对方那里应有的位置。在男人那里，如果说事业是他的“锦”，女人只是这锦上的花，事业是“皮”，女人便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我不能这样说，不能火上浇油，现在小梅需要的是安慰。我安慰小梅： 　　“有的男人事业失败时才会想到女人的慰藉，有的正好相反，事业失败时不谈爱情，比如他。两者相比，后者好，起码是有责任心的吧——自己还没有着落呢，就不能再拖上一个垫背的。” 　　这一类的话我能做到张口就来，都不用过脑子。如果事情完全相反，我就能找出完全相反的说辞。不是没有是非，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是非观：万事万物人为本，是非标准也得依据人的需要变化，比如此刻，我在安慰人，那么把人安慰了就是最大的“是”，否则，便为“非”。小梅静听我的安慰，神情专注，就像从前听我给她讲数学，给她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这番似是而非的话会对她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以致直接影响了她对日后生活的选择。 　　小面馆一别之后，副连长再没有跟小梅有过任何方式的联系，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人的果断性格。小梅还得从百祥的口中，捕捉着有关他的零星信息：分配工作了……辞了工作了……去了省城了……收到我的信时小梅正在极度痛苦之中。痛苦而不能展示，每天面对着百祥和他的娘，痛苦着还得快乐着，这就生成了新一种的更深层次的痛苦。以前的痛苦仅仅是与相爱的人不能聚首，那痛苦单纯且伴有欢乐，思念的欢乐，遐想的欢乐，回味咀嚼的欢乐，同悲共喜的欢乐；现在呢，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好比感冒引起了肺炎或肾炎，继发病通常要比原发病严重得多。百祥那边也不让小梅安生。不知是有了感觉还是怕节外生枝或日久生情，尽管小梅怀孕未果，百祥也绝口不再提让小梅和副连长配对儿的事。只是加紧了自身的治疗——也是手中有了些钱了——而这些治疗都是要求配偶给予配合的。百祥便要小梅配合。这种无以拒绝的合理骚扰真真让小梅腻歪透了，可她无法也无处逃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信从天而降，她拿着这信仿佛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子。她把信给百祥看同时说要亲自到我家帮忙——没说三年，一步步来——百祥也是当过兵的人懂得战友情，对小梅所言也就深信不疑，心里当然不能说没有想法，但是他不敢过分违背小梅的心愿，就这样，小梅来到了我这里。 　　那天晚上睡前，我同小梅谈起了薪酬。 　　“不要！就是帮忙！”她说。 　　“那我心里不踏实。” 　　她想了想：“好吧。你们这儿都怎么给？” 　　“高的有一月八十的，少的四十五。” 　　“就四十五。” 　　我同意了，那时我的经济窘迫已初露端倪。 　　冉建议说：“妈妈，咱们把他送回去吧。” 　　“谁？” 　　“弟弟。” 　　“送回哪里？” 　　“医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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