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王安忆　>　隐居的时代　|　上页　下页

七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续。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达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地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急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区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砺，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收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铮亮。他也是戴(王秀)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使是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育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观念，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潮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德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