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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她不反对堕胎,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当然了,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所以,折衷起来,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产妇,尤其是乡下产妇,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荡和洪亮,痛苦中带有着炫耀,几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转眼踪影全无。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也因此,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她不是要责罚他们,只是想让他有意识,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

  南昌吃了她一记教训,话不重,却有些分量,心里开始畏惧这个女医生。坐在一边,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关于身体的某些表征变化,他发现女性竟是那样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了解甚少。而他对自己,男性的身体,又有多少了解呢?在问诊的过程中,间断有几位病人求医,高医生就让他们坐到一边去等候。他们两人并肩坐一张长凳,互相并不说话,方才高医生的询问使嘉宝意气消沉,她仿佛这才意识到她将要经受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已到正午,高医生说吃过饭再做手术吧,于是,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嘉宝忽又呕吐起来。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吐了,她把呕吐这回事都忘了,可现在,不期而至。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呕吐,不由地也心中作呕,而且情绪低沉。这天上午,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她间隔多日,又一次呕吐,多半也是为这。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从出发到此时,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

  高医生买来白米虾,红烧鱼,成菜毛豆。这两人都没胃口,南昌还吃了半条鱼,一碗饭,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用了点咸菜送下去。吃饭间,有人与高医生打招呼:来客人啊!高医生笑答:两个小客人。这话使两人都感到了亲切。高医生又指给他们看食堂地上摇摆着的一只鸭子,说那鸭子专是跟了前边那条大汉,公社的一名书记,也不是他家的鸭子,可专与他要好,果然,那鸭子等他买了饭,又跟在他脚后跟到了桌子底下。中午时分,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热气,门窗外是白炽的日光,白木饭桌散发出木头与抹布混合成的气味,乡下人朴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厌气的。不知道高医生的兴致从何而来。此时,她摘下帽子,露出剃成男式的头发,有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抚抚她的肩膀,说:要不要施点化肥,长快点。高医生就说:让书记批条子呀!南昌不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嘉宝则完全沉浸在心事中,对周遭一切都视若无睹。

  手术时,南昌就坐在外间,只隔了一张布帘。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让她数数,说数到一百,就好了。南昌不敢走开去,高医生的训斥一直在耳边,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一,二,三……可是高医生数得非常慢,“一”之后好半天才是“二”,“二”之后又好半天,“三”之后就更长了,嘉宝一直没有出声。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南昌已经放弃了数数,只高医生偶尔地报出一个“十五”,或者“二十”。门外的太阳地,明晃晃地炫目,这个午后真是无比的漫长。突然间,嘉宝发出一声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高医生应道:好的,等一等,让我腾出手来。门外的日光忽地尖锐起来,南昌的眼睛一阵刺痛,他将头埋在膝间,感到了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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