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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星星之火”

  和父亲还包括和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下来,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着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地有一种变节的含义。此时,人们亲历了政治的波折,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所以,南昌父亲这样的人,谁知道呢?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再说,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后代,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他们当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由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的。在此,倒真有些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面临没落的贵族的心理。就这样,人们多少对南昌起了敌意。

  只有陈卓然对他一如既往,可是,南昌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加生恨。他觉得陈卓然是做姿态,其实居高临下。并且,他还想到这一切都是陈卓然蓄意策划的:他先是给南昌的父亲定了性,暗示南昌起决裂之心,最后达到孤立南昌的目的。他这么想几乎是有些病态了,因为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陈卓然为什么要孤立他。即便是在这偏执的状态里,他依然痛苦地羡慕着陈卓然,陈卓然可谓天之骄子,样样都比人优越,以至于不久后,陈卓然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这一点也使南昌嫉妒。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陈卓然更完美了。南昌并不知道,倘若当时他搭上的车厢没有被摘下,而是一径去了北京,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与陈卓然做“狱中难友”。可偏巧,弃北向南。他实在是逃过一劫,却也与陈卓然擦肩而过了。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夜里,灯火通明,喧声四起,玻璃窗哗啦啦碎下来,不知怎么又拉了闸,“刷”一下沉入黑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驻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有几次,新成立的战斗队找空房间,找到这里,敲开门看见有人,便又退出去。几次过后,南昌又在门上贴一张字条,上写“星星之火战斗队”,从此不再有人敲门。他在战友们弃下的物品中翻找到一些书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陈卓然留下的。

  有一天,不知是由什么驱使的,他忽然打开笔记本,开始抄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觉得,抄写帮助他理解了这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文献。更重要的是,抄写缓解了他那种被遗弃的颓唐的心情。当他抄写到第五章上,关于“十二月十日会”随波拿巴巡游时的一段:“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他不由自主地情绪激昂。

  晚上,他怕械斗的人群袭击他的窗户,总是早早地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从他所在的四楼的高处望下去,操场上熙攘着的人真有些像蚁群呢!更多的时候,操场上寂静无人。他也不敢开灯。看久了,就会在操场上的沙砾地上看见两条影子,一条长,一条略短,长的是陈卓然,短的是他。他止不住想:陈卓然在做什么呢?监狱的生活总是严峻的,比起来,南昌算得上什么呢!有意无意,南昌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两天去一次食堂,买来一堆淡馒头。淡馒头,还有开水,甚至连酱菜也没有,就是他全部的给养。开始,他不理发,从不知是谁留下的一面小镜子里,看见一张消瘦苍白的脸,长而乱的头发,尤其是唇上长出的硬起来的胡子,心里有一种酸楚,又有一种满足,他喜欢这个形象。后来,头发长得不成样子,他就到学校外面的剃头店里,干脆刮了个光头。这样,他看起来,就真的像一个“联动”,有着典型的抵抗社会的表情。他难得走出屋子,买馒头、打开水,或者上厕所,走在戴了各色袖章嘈杂的人群里,难免有人会看他一眼。可是这一派以为是那一派的人,那一派以为是这一派的人,还会以为是一个随便闯入的人,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谁也都不追究他到底是谁。因此,他便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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