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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司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设一些由从良妓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
  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
  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
  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旨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炸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
  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地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和。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嘛?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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