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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回到签押房,张之洞独自一人将会客厅的这一场会见从头到尾,细细地回忆着,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可怕。他把大根叫来,低声说:“给你一个紧急差事。你去张彪那里挑选二百名精壮兵士,分成两个营,日夜巡逻,加强戒备,特别注意要道关口码头和汉口各租界人口处的动态。这两个营交给你统领,三天内组建好。”

  大根一听,全身血便立刻沸腾起来,颇带几分兴奋地问:“四叔,发生什么事了?”

  张之洞严峻地说:“有消息说:长江流域一带的会匪正在蠢蠢欲动,近期内有可能在武汉三镇闹事,说不定会暴动。”

  大根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将缠在身上的精钢腰带勒了勒,说:“四叔放心,我会把这事办好的。他们敢有点风吹草动,我会立即向您禀报。我这就去汉阳张彪那里。”

  “慢点,你稍等下,我要给张彪发个手谕。”

  张彪三年前已离开亲兵营,当上了湖北新组建的新式军队的统制。这个新军完全仿照江宁自强军的形式,分八个标,二十四个营,共七千余人。

  张之洞给张彪写了封短信,告诉他局势严重,要严加戒备,尤其是武昌城里各衙门、枪炮厂、火药厂要添派重兵看守,不能有丝毫懈怠,遇有情况,随时报告。

  张之洞将这封鸡毛信用火漆封好,命大根立即赶去汉阳新军统制衙门。

  就在张之洞对武汉三镇加紧戒备的时候,北方的局势越来越坏,一道道令人恐悸哀痛的电文,通过上海电报分局源源不断地发向全国各省督抚衙门:

  洋兵攻陷天津,大清武卫军统帅聂士成在八里台战场英勇牺牲。

  董福祥军围攻使馆月余不下,荣禄调国初攻北京时留下的红衣大将军火炮,但未中使馆却使民居大受其害。

  主和派徐用仪、立山、联元、许景澄、袁昶相继被杀。

  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

  浙江提督、武卫左军统帅马玉昆大败,退至武清河。

  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在武清河被洋兵大败,退兵至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城被洋兵攻破,董福祥败走彰义门,纵兵大掠逃逸西去。太后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竟无一人到场。京师城内拳民全数逃散。

  太后携皇上、大阿哥、载漪、奕劻、刚毅、赵舒翘未明离宫,出西直门,向怀来方向逃去。洋兵占领北京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对于战事来说,这是何等慘败!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何等耻辱!然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和四万万民众的中华民族的国土上,发生在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按照西历计算,这正是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中国和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丧师失地、首都沦陷的奇耻大辱告别旧世纪,进入新世纪!

  张之洞和所有良心未泯的中国官绅士民一样,面对着这一道道无情的电文,陷于巨大的悲愤之中。得知袁昶被杀的那一天,张之洞罢去了晚餐,彻夜未眠。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生寄望最大品学最优前景最为看好的两个学生:杨锐、袁昶都在英年被杀害。杀害他们的又不是仇家怨敌,而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皇太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世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深知杨锐稳重厚道,决不会是康、梁、谭那一类激进亢奋的人,皇太后居然不加区分,不加审判,就将他和谭嗣同一道给杀了,真是冤枉。但此冤犹有可说:因为杨锐毕竟时运不好,和谭嗣同等人同时被授章京之职,很容易被误认为康党。但袁昶之死,却无任何道理可说。难道在六部九卿的会议上,一个太常寺卿不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朝廷主战,难道主和的人就都得杀头吗?自古道言者无罪,现在是不但有罪,而且罪至于死!这是什么王法,这难道是清明之治吗?更何况,袁昶的话完全是对的,是金玉良言,是耿耿忠心。皇太后呀皇太后,您精明一世,为何这两年间糊涂至极?

  这一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皇太后那拉氏英明圣哲的崇高形象,在张之洞的心目中降落了许多!

  但是,在听到太后携皇上已安然无恙地逃出京师正行走在西去的驿道上,强占北京的洋兵也并没有派兵去追赶捕捉的时候,张之洞还是由衷地感到欣慰:太后和皇上没有受辱,这是祖宗的庇佑;洋兵并不越城追捕,这表明西洋各国并不想灭亡中国。太后、皇上还在,朝廷就还在;朝廷还在,大清的各级文武也就还在。

  张之洞想起十多天前唐才常、傅慈祥的游说,心里默默地舒了一口气:幸而脚跟站得稳,没有听信他们的胡说。“湖广独立”,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设想。大清二百年深仁厚泽,国基笃实,是不会灭亡的。想在老夫面前玩花招,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还嫩了点!

  这时,早巳离开湖北现为安徽巡抚的王之春,给张之洞发来密电。电文说,中元节位于长江边安徽桐城县内的大通镇发生会匪暴动事件,经过七天七夜的捕杀,现已平息。这次暴动的大头目秦力山、吴禄贞系逃亡日本的康梁、孙文死党。据搜获的伪文书上说,大通暴动实整个长江流域暴动的一部分,暴动总部设在汉口,总头目为唐才常,请武昌密切注意动向。

  这份电报证实了张之洞的判断。他立即命令湖北新军统制张彪进一步加强对武汉三镇的戒严,又给大根布置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

  不错,大通镇的暴动正是自立军大暴动的一个环节。自立军大暴动原本就定在中元节,七军一齐起义,但起义所急需的军饷却一直未到。唐才常从日本回国时,康有为答应给他起义经费三十万银元,先领三万,余下的二十七万在起义前再陆续汇来。离中元节只有几天了,军饷却依然不见踪影,打电报催,回电说正在筹集中。除开极少数有追求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外,自立军中绝大多数会党头目,其实是冲着钱财地位而来的:起义前的三十万银元,起义成功后的高官重权。

  有好些头目坐在汉口等银子,等不到银子,他们的兴头便减少了许多。这时,又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海外华侨早就捐足了银元,被康有为等人在日本挥霍了。众头目听后很生气,骂康有为不是君子,骂唐才常欺骗他们,有的干脆脱离自立军,重操他们打家劫舍的旧业。唐才常、傅慈祥、林奎等人很着急,决定将起义日期延迟。

  但大通附近的自立军不知道这个决定,依旧按原计划来到大通镇集结。大规模的外乡人突然汇集大通,这事引起当地官府的注意。在大通盐局的密报下,安徽官军逮捕了哥老会首领郭志太、陈得沅,起义计划遂暴露了。秦力山、吴禄贞当机立断,立即起义,张贴布告,攻打盐局,一举占领大通镇。接下来便是与安徽官军激战,最终全军失败,所幸秦、吴两位统领没有被抓住。

  这天傍晚,大根急急忙忙来到督署,对张之洞说:“四叔,这两天,各个码头和通往城内的路口都发现许多神色异样的汉子,估计他们是来武汉三镇集结的会匪党徒。”

  张之洞说:“我刚才收到英租界送来的密报,宝顺里住着几个可疑的人,你说的情况和英租界的密报正好吻合。现在要紧的是把宝顺里的情况弄清楚。”

  大根说:“我有办法。”

  他附着张之洞的耳边说了几句。张之洞连连点头说:“就按你这个想法去办。”

  第二天下午,一个四十多岁的剃头匠挑了一担剃头担子来到汉口宝顺里。这汉子在巷子口四处望了望,然后敲起手上的小铁片,一边喊着:“剃头,剃头哟一一”慢悠悠地向巷子里走去。

  宝顺里的巷子并不长,西头连英租界,东头为闹市区,因为地势好,一条小小的巷子却很有气派。麻石铺就的路常年洗刷得干干净净,两旁的宅第多半豪华高大,从高墙铁门后面时常会冒出几分洋味来:洋歌曲声、洋香水气,外加几只油光水滑的洋狗。这里的确住了不少洋人,他们多是英国人,也有法国人、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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