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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躺在法华寺的僧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第二天,他上午拜会礼亲王世铎,下午拜会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第三天上午拜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王文韶。

  这几个人,既是国之大老,又是太后的宠臣,袁世凯试图从他们处探听点内幕消息,也想借此来平衡一下前夜的倾斜。

  第三天下午,袁世凯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小站。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坐在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与他相对而行。此人从北洋大臣衙门里走出,即将进入紫禁城。

  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便在这京津道上的往返车厢中策划着。

  这个急急忙忙由天津回北京的人便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杨崇伊不仅反对维新变法,尤其讨厌康有为。康有为篡改孔子歪曲儒学的行为,使得杨崇伊很愤慨,他认定康有为是孔子的叛逆、国家的奸佞,便专与康有为作对。乙未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他上折斥强学会煽惑人心,图谋不轨,结果强学会被查封。

  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强学报》上用孔子卒后纪年等事,也遭到杨崇伊的严辞弹劾。光绪诏定国是,实行新政,杨崇伊认为这是皇上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对这几个月来所颁发的所有新政谕旨,他几乎一概予以反感。他对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事很气愤,这使得他很自然地与怀塔布、许宝睽等人结成了联盟。怀塔布十分看重这个仇视新政痛恨康有为的御史,甘言赞扬,重金收买,杨崇伊遂热心地为守旧派卖力。他时常出入刚毅、怀塔布等人的府宅,密谋对付皇上和新政的策略。就在光绪颁发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的时候,杨崇伊便在怀塔布的家里拟就了一道密折。第二天,怀塔布的福晋瓜尔佳氏再次进了颐和园。两个老太婆闲话家常,谈着谈着,瓜尔佳氏突然煞有介事地对慈禧

  说:“老佛爷,近来京师很不安静。我们胡同口上就有两家人被抢劫了,有一家婆媳两个被杀。我们家最近几夜都睡不好觉,提防着哩。老佛爷住园子里,太使我们放心不下了。眼看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了,还是早点回宫中去住为好。”

  这几句近乎聊天式的话,却对慈禧很有震动:今年夏天是个多事之秋。皇帝行新政,闹得举国不宁,给铤而走险的歹徒造成了机会。过几天就是中秋了,今年中秋干脆回宫里去过好了。

  正在思忖着,李莲英送来了奏折。瓜尔佳氏见太后有公事要办,便知趣地告辞。原来这奏折正是御史杨崇伊上的。杨崇伊的折子上说:近闻康有为的江湖死党有包围颐和园挟持太后的非常之变,请太后速回宫训政。

  这原是怀塔布与杨崇伊策划的一个嫁祸于康有为的阴谋,分两个侧面同时进行。

  果然,有瓜尔佳氏那一番话在前,慈禧对杨崇伊这道折子十分重视,而且越想越有可能,越想越害怕。当天下午慈禧就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宫,弄得光绪和宫中大小太监、宫女们措手不及。

  怀塔布见这种恐吓对老太婆极有作用,便和杨崇伊谋画下一步。怀塔布说皇上突然间越三级超擢袁世凯,此举值得大为注意,杨祟伊对这一提醒很重视。怀塔布请他去一趟天津,和荣禄谈一谈。杨崇伊在天津北洋衙门里和荣禄商讨了一个晚上。荣禄也感到皇上此举非同一般。北洋三支新式军队,最强的是袁部,这样看来,九月间的天津阅兵可能有戏看。荣禄的话给了杨崇伊一个启发,这不又是一个很能打中老太婆的恐吓?

  一下火车,他便草拟了又一道请太后紧急训政的奏折,急忙送进宫中。

  就这样,第二天北京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复出训政的慈禧太后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达了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慈谕:康有

  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其弟康广仁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逮捕山西监察道御史杨深秀。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张荫恒、徐致靖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全部恢复已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等衙门。鉴于康有为、梁启超已逃逸出国,会商英国、日本公使协助缉拿。同时又以皇上名义布告天下,因病重不能听政,恳请皇太后再度训政。

  雷厉风行、轰轰烈烈、令举世瞩目的维新变法,从光绪诏定国是那一天起到他囚于瀛台之日止,前后只经历一百零三天,便以新派的全军覆没和旧派的全盘复辟而告终。消息传出,世界各国为之诧异,中国的官场士林为之震惊,身处武昌的张之洞更是各种滋味尽涌心头。

  他的第十感觉和所有人一样:震惊。一场本屆于建制、法规、律令方面的正常变动,却引发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权力争斗,而且如此之快便见分晓:败者败得一塌糊涂,胜者胜得威风凛凛。即便深知朝廷内幕、关注时局变化的湖广总督都大感意外,这宦海翻覆之间,真是神鬼难测!

  接下来,他便暗自庆幸,走对了两步重要的棋。一是四月间匆忙撰写了《劝学篇》,表明了自己在新旧中西之间不偏不倚、平和公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五月初的晋京之行中止于半途。

  张之洞心想,倘若不是桑治平出面来劝阻,到了北京之后。势必取代翁同穌的位置,也势必会成为皇上新政的谋画者、支持者和执行者。那么到了今天,也绝对会落得个失败者的下场。为此,他深深感谢姐夫,更感激目光远大的挚友。

  张之洞知道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办着与“维新”密不可分的事业,说过许多与“变法”非常接近的言论,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成了新派人物。同时,他与眼下朝廷最为嫉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有过交往。事实上,他对康、梁都很欣赏,尤其对梁更为偏爱。这些细节,若落在旧派人物的手中,必会成为攻讦的口实。一阵焦灼之后,张之洞开始细心地加以回顾清理。

  办洋务局厂、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

  梁鼎芬的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将张之洞从沉思中唤回,他想了下说:“记得,这会子你怎么会想起那副楹联来?”

  梁鼎芬压低着声音说:“自京师出大事以来,我一直在为香帅回忆着看有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借口的,刚才我突然想起那年在焦山的楹联,好像有点不妥?”

  张之洞的心下意识地紧缩一下:“有哪点不妥?”

  “我记得,下联的末句是‘与时维新是正途’。太后现在最恨的是维新,倘若有人据此告密,说香帅您是维新派,那就麻烦了。”

  张之洞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那怎么办?这楹联已在飞江亭上两三年了,要收也收不回了。”

  “把它刮掉!”梁鼎芬早已有了主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时,赶紧刮掉,重新上漆。到时即便有小人生事,没有了证据,他也硬不起来。”

  “行,就这么办!”张之洞立即作决定,“节庵,就麻烦你到焦山去办这件事。你立刻坐小火轮去,明天夜晚把它办好。”

  “好,我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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