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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也好,他当了多年的亲兵营都司,洋枪洋炮使过,德国兵操也练过,让他先写个草稿,也是对他一个提高。你一并去告诉他。叫他们四个人三天之内每人给我交两千字。”

  三天后,陈、徐、梁、张都如期交来自己的文稿,张之洞一一审读增删,比起全由自己从无到有的构思草拟来,这确实省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阅读之际,辜鸿铭闯了进来。

  “香帅,大家都为你的《劝学篇》作贡献,就连张彪都提起笔来。你就不叫我也写一写,你是嫌我中国学问没学通,还是嫌我没有专门知识?”

  张之洞放下笔,望着辜鸿铭颇有点激动的面容,问:“我的《劝学篇》底稿,你也看到了?”

  辜鸿铭不满地说:“阖署上下都在诵读,我能不看到吗?”

  张之洞惊道:“怎么阖署上下都在诵读了,这还是草稿哩!”

  “这样精彩的文字,怎会不传诵呢?徐建寅、梁敦彦他们很神气,说他们也写了一段,今后可以附骥尾而至千里。香帅,你太小看我了!”

  张之洞心里很得意,脸上却有意冷冷的,说:“先不要说小看不小看的怪话。你给我的草稿提提意见,提得好,我自然也会让你附附骥尾。”

  辜鸿铭说:“提就提吧。我看你的《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谈的务本的事,有类似《庄子》的内篇,后部分说的是通用,类似于<庄子》的外篇。”

  以《庄子》的内外篇来看待《劝学篇》的本、用两个部分,目光犀利,比方得也恰当,看来辜鸿铭的中国学问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张之洞的双眼中开始流露出笑意。

  “《庄子》内篇七章,出自庄子手笔,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和其门人共同的著作。今日《劝学篇》的外篇除你本人外,已加入了徐、梁等人的文章,后世学者,也可将外篇视为香帅及其门人的合著。”

  这一点,张之洞倒的确没想到,经辜鸿铭这一提醒,也确乎有几分像。张之洞的笑容从眼中流到了脸上。

  “如果香帅同意的话,我可以关起门来,写个十天半个月,弄出七八篇来,为《劝学篇》补个杂篇如何?”

  张之洞笑出声来,说:“汤生,你的想法倒是好,只是这《劝学篇>是决不能跟《庄子》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

  辜鸿铭说:“你不去比《庄子》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

  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

  “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

  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

  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

  “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决五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

  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

  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

  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

  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

  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己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刷印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

  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二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

  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

  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

  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

  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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