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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人,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辅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分。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分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戒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面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确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日以继夜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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