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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

  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

  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

  “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恭王闭下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

  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翁同穌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

  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穌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

  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

  “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惟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人军机处办事。”

  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也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穌,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

  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沂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穌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穌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题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作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勃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谓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拭、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院对山长择人甚严,非做过大臣、或在学术界有着大影响的人不可。对教习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学有专长的宿学,绝难在书院谋得一个教席。

  当今的山长王先谦便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位字益吾号葵园的长沙人,乃翰林出身,做过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曾因指责慈禧太后而以直声享誉士林,又以著作等身号称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众望所归的呼声中王先谦由京师回到家乡,接掌岳麓书院。四年来,他从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来书院任教,又整饬教规,严督学生,把岳麓书院治理得有条不紊,名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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