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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奕沂已听出世铎的话中之话了,立即说:“军机处,我不会重建的,还得依靠各位大人共渡艰难。”

  这句话让世铎一惊,看来孙毓汶、徐用仪都有救了,忙笑着说:“军机处的各位同寅都托我先向王爷恭喜道贺,他们都递来了名刺,随时等待王爷的召见。”

  奕沂说:“不必一一来了。过些日子,待我与总署、海军衙门打过交道后,再请各位放驾到王府来,我们一起见个面。”

  “好。我这就把王爷的意思告诉他们。”世铎说到这里,随即又特意补充一句:“军机处各位盼着王爷出来,可是望穿双眼呀!”

  说罢,自个人先笑了起来。

  奕沂也笑着说:“谢谢各位大人的厚爱。国家多事,太后、皇上心里焦虑,全靠各位军机为国排难,为太后、皇上分忧。”

  “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自古皆然。各位军机蒙太后、皇上圣恩,虽肝脑涂地,不足为报。”说着,世铎从左手袖袋里取出两张银票来。恳挚万分地说,“王爷复出,宫里宫外的打点,骤然剧增。

  这些年,恭王府也没有别的收益,这四十万两银票,请王爷笑纳,以备眼下急需。”

  奕沂没有想到,刚一复出,就有世铎这样身分的人一次便送上如此重的礼银,说是巴结也可,说是贿赂也可,说是雪中送炭也可,奕沂心里顿然有一种舒帖的感觉。皇阿哥出身的奕沂也与其弟奕澴一样,并不是一个贪财爱货的人,从小到大他不缺财货,也体会不到财货的重要。因此,恭王府并不专事聚敛。然而,到了同治初年,他刚领军机处后不久,便发现议政王大臣的双俸亲王银子都不够使用,他奇怪地问王府长史。宽龄告诉他,每次进宫见太后,王府得准备五百两银子,用来打点宫内各处太监,光李莲英一人至少得二百两。奕沂怒道:我进宫见太后,办的是国家大事,为什么要打点宫里的太监 ?长史苦笑道,王爷有所不知,宫里的太监并不明里问你要银子,但你若不给好处,他就想方设法给你设置障碍,弄得你处处不痛快,有时还得误事。奕沂道,这成什么话!我非得禀告太后,革掉这个陋习不可。长使说,这个陋习由来已久,也不是本朝才有的,太后自己也知道。那年左侯从西北回来,要进宫见太后,不知这个规矩,在朝房里干坐了一个时辰。左侯脾气大,在朝房里嚷起来。一个同在朝房的侍郎将陪同左爷上朝的杨昌濬叫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塞三百两银票给当值太监就行了。果然,银票刚塞,便叫起,杨昌濬偷偷告诉左爷:这是三百两银票的作用。左侯老大不高兴,气鼓鼓地,见到太后不说别的,先说这事。不料太后却笑着说,宫里太监穷,只得向外官打点秋风,只是不能要这么多。也是你们这些做外官的给惯坏了,一个比一个多,把他们的胃口撑大了,现在连我都禁不住了。左侯听了,张开嘴巴说不出话来。王爷您说这个陋习破除得了吗 ?奕沂摇摇头,无话可说。长史又说,还有宫里来传话报信的,也必得打发他们,看地位高低和传话的内容:地位高的、传的话重要的要给一百两,地位低的、传个一般话的至少也得二三十两。除宫里外,还有与各国公使馆。那些洋人,也都是要钱要物的,这项开支,也不比打点宫里的少。

  奕沂开始懂得钱财的重要了。

  俸薪不够开销怎么办呢?去贪污吗?去卖官吗?如此做,奕沂又觉得不合适。带着这个疑问,他去请教做过直隶总督、大学士的岳丈桂良。桂良告诉他,外官的俸银低应酬多,银子一般都不够用,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但大部分官员是用另一种办法来增加收入的,那就是收门包。登门求见,先递银子来。到家门来求见,多是为了私事,故愿意出。现在各省督抚两司,一直到府县州厅都收门包,这已是人人皆知的私密。只是你先前不任事,没有多少人上恭王府来求你罢了。现在,恭王府是京师中握有实权的第一大衙门,每天来登门求见的人多得很,完全可以定出一个门包制度来:多大的官得给多少银子,有急事加倍。奕沂总觉得这门包收得不体面,这不是公开索贿吗 ?桂良正色道,既然太后都允许宫里的太监收打点费,为什么你恭王府收点门包就不行呢?况且你是拿这笔钱去应付宫中的敲诈,这不算你恭王的受贿。只是要派可靠的人管好这笔钱,不能让门房私吞了。

  奕沂采纳岳丈的主意,公然在王府里收起门包来。这后来自然成了众人指摘的口实。不过,恭王也的确是靠了这笔收益才能应付宫中和洋人的。他一时还没有想到这点,经世铎一提,立即意识到此刻确需大批银两,但奕沂还是下意识地谢绝。

  世铎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神色:“不瞒王爷说,这笔银子也不是我的俸禄和养廉费,这也是这十年来门包的积蓄。今后王爷来领军机处,许多开销就不用我出面而是由王爷出,这笔银子理应转给王爷。”

  见奕沂还在犹豫,世铎爽快地说:“若王爷还觉得不合适的话,这笔银子就归我借给王府用,以后王府再还给我好了。”

  世铎有意不说出孙、徐二人来,一则是要自己独得这份功劳,二则孙、徐目前口碑不好,怕说出来恭王更加不敢接。

  见世铎这样说,奕沂只得收下,一边说:“我叫宽龄写个借条给你。”

  “改日吧,改日吧!”世铎忙起身。“王爷累了大半天,我又打扰了这么久,实在不应该,我这就先告辞了。王爷有什么事要召我,我随传随到。”

  奕沂目送着矮胖臃肿的世铎摇摇晃晃地走出王府,想起赋闲十年来门庭冷落,今日一旦复出,登门送钱的、递名刺求见的便络绎不绝,从今往后,这门前便天天轩车如流水,驷马如游龙,送银子送财货的,将会在门房口排成长队。他在心里长长地叹息一声:权力呀,你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哪怕是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你!

  正在窗前遐想着,宽龄进来禀道:“王爷,李中堂李鸿章已在候客室里等候。”

  “哦,李中堂来了!”李鸿章是他今天约的第一个客人,他转过脸对宽龄说,“你带他到西院大客厅里去吧,我换上衣服就过去。”

  恭王府里无论是客厅、议事厅还是书房,都有中式西式两种,视客人的身分与爱好分别安置接待。外国客人来访,都安排在西式客厅,但也有例外。比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一个标准的英国人,但此人二十岁来中国,已在中国谋事四十年,自称爱中国胜过爱英国,对中国古老文化酷爱不已。赫德每次来恭王

  府,奕沂都安排在中式客厅里相见,而且事先还得特别布置一番,把中国气味营造得足足的。同样的,本国客人来访,则安排在中式客厅,对于那些爱好洋玩意儿的,则安排在西式客厅。恭王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仰慕西洋的人,常将他请到西式客厅或西式书房相见。李鸿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客厅里刚刚落座,奕诉便进来了。

  “李鸿章向王爷殿下跪安。”李鸿章弯腰作揖,左手端着一顶镶着大红珊瑚顶子的大盖帽。

  奕沂忙扶住李鸿章的手臂,说:“中堂免礼。”

  说罢,注目望着眼前这个正遭受各方指责身处困境的四朝元老。与春天见面的那一次相比,李鸿章明显地瘦了、憔悴了,头发胡须上又多铺了一层霜。七十一岁的前淮军首领,原本腰板挺拔硬朗,如今已现出几分佝偻之态了。

  “中堂也老喽!”

  奕沂从心里深深冒出这句话来,然后拉着李鸿章的手,一起在松软的绒沙发上坐下,关切地问:“近来都还好吗?”

  “唉,再不济也得挺过来呀!”李鸿章仿佛百感交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似的。“现在王爷复出,一切都有指望了。”

  奕沂感受到一种与世铎不同的真正的情谊。事实上,他和李鸿章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不但因为他们二人相交年代的久远,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对国事看法的投缘。当咸丰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奕诉便以器局开张而获誉于朝,与著名的能干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相契合,在对汉人领兵和与洋人打交道这两件大事上,总是持开明的态度,与那些顽固守旧的满蒙亲贵们截然不同。他早期信任湘军,后来又倚重淮军,这使李鸿章对他感激。尤其在洋务事上,奕诉与李鸿章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即尽

  力维持和局,以便徐图自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主张在国内大办洋务,与洋人宜友好合作,信守合约,尽量不挑起事端,一旦有事也先立足于调和,尽量利用各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来求得平衡。因此他们常常遭到守旧势力和清流人士的指摘,但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的这一套才是真正有效的治国方略,而反对者的论调不是有意唱高调哗众取宠,便是未亲历艰难不知深浅。在李鸿章眼里,奕沂是他在朝中的强大奧援和靠山。在奕沂眼里,李鸿章是朝廷的干城和柱石。共同的观念和相互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少有的官场上的知心朋友,他们可以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推心置腹地谈论国事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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