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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欷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问。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餐风宿露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 ?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 ?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

  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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