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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第八章 谅山大捷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座城市里制定了焚烧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熊熊烈焰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零丁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全国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了电话;换上了诸如钟表、留声机、牛皮沙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洋文报纸。

  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人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利。广州人叫他们做西崽,官方称他们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将洋风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广州,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来。

  一个多月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那里获取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个抚台衙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作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简明天津条约》看得太重。一路上,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着乐观的看法。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前任总督张树声虽搬出了督署,但仍住在广州城外黄埔港督办两广军务。驻扎虎门的军营是这几个月来征调的前湘军系统的人马,统帅是有中兴名臣之称的老将彭玉麟,他的助手正是张之万所推荐的娄云庆。另一支军队是由广东提督管辖的绿营。在彭玉麟来到广东前,张树声的淮系军营与当地的粤军有很深的隙嫌。这原因是因为张利用督办的权力,将粤军安置在虎门一带的前沿阵地,而将自己的人马留在广州城郊。粤军对此大为不满,遂不与张配合,并向朝廷密告张的种种不是。张树声被撤去粤督一职,与此也很有关系。彭玉麟到了广东后,将粤军调回内地,而将湘系军营驻防在虎门。彭玉麟这种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品德赢得了淮、粤两系的敬重。目前广东省内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各自都在修备战具,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

  进广州城的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着更多的了解。为更好的谋画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缺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分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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