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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第六章　观摩洋技 　　这天上午，上任不久的新藩司易佩坤拿着一份工部寄来的咨文来到抚署。咨文上说的是要山西按惯例，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运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经费亦按惯例，每斤铁连买价带脚费，以四分银子计算，共用银四千二百两，从当年地丁银中扣除。 　　易佩坤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司里接了工部这道咨文，几天来甚是为难。这个差使太难办了。” 　　“有哪些为难之处？”张之洞问。 　　易佩坤说：“为难之处有二。一是十万五千斤好铁筹集不起来。据衙门里人说，山西这几年几乎不炼铁了，全省炼的好铁加起来，顶多只有五万多斤，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是不可能的。二是铁价加脚费每斤四分银子，这是一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连脚费都不够，这差使如何办？” 　　易佩坤虽是叫苦，但叫得有道理。张之洞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来山西做巡抚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办过铁差，便问：“这事先前是如何办的？” 　　易佩坤答：“山西的铁差，这两年没办，上次是光绪六年办的。衙门里的人说，当年葆庚办此事，采取的是瞒、贿、压三种手段过的关。” 　　“什么是瞒、贿、压，你说详细点。”张之洞又皱了下眉头，打断了易佩坤的话。 　　易佩坤说：“瞒，就是瞒朝廷。一切照旧进行，不慌不忙，到了两个月限期满时，给朝廷上一道折子，说山西的好铁十万五千斤都已筹备停当，即日起将妥运上海交江南制造局，让朝廷知道山西藩署在恪勤办差。贿，就是贿赂江南制造局，塞一张大大的银票给局里的办事人员，请他们到时通过江苏巡抚上折给朝廷，说山西解来的十万五千斤好铁已如数收到。其实，这铁里好铁大约只有一半，另一半全是不合要求的平铁和做不得用的废铁。江南制造局的办事人员只图自己得利，将那些平铁、废铁全当好铁去用。压，就是压府县。山西出铁的地方主要在潞安府、辽州、平定州一带，就向这些府县一压铁的斤数，二压银钱，要他们如数如期运到上海，藩库并不多拿一分银子补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摊派盘剥，置若罔闻。” 　　“岂有此理！”张之洞的手掌在案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震得易佩坤心里一跳。“瞒上压下已是不可饶恕，这贿赂江南制造局，更是罪不容诛！易方伯，你知道江南局拿这些铁做什么吗？那是造枪炮子弹的呀！难怪中国和洋人打仗总是输，用这样的铁造出来的枪炮子弹，怎么能打得过洋人？真是混账！” 　　“葆庚这种做法固然不对，但工部的要求实在办不到。司里正是不愿像葆庚那样做，才来请示大人您给一个主意。”易佩坤拉长着脸，一副左右为难的可怜相。 　　是呀，瞒、贿、压不行，按工部说的去做也不行，这差怎么当呢？张之洞心里也没了主意。他寻思良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只得起身对易佩坤说：“你先回府里去，过几天我们再商议。” 　　易佩坤无奈，只得离开抚署。张之洞一连几天都为这事困扰着，始终无一良策。他请桑治平帮他出出主意。桑治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点子来。他对张之洞说：“有些事看起来很难，那是因为还没有钻进去；真正钻进去了，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张之洞笑着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钻进去吧！怎么个钻法呢？” 　　桑治平想了想说：“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到出铁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好，你就下去查看查看吧！”张之洞说，“半个月后回来，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十多天后，桑治平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抚署。 　　“这些天里实地查看得如何？”张之洞亲自为桑治平泡了一碗好茶递过来，急急地问。 　　桑治平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这些天我马不停蹄跑了潞安府的几个县。就这几个县看来，十万五千斤好铁可以筹集得到。” 　　“这就好！”听了桑治平这句话，张之洞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要好铁的数量够了，剩下的就只是银钱的事，虽然也是难事，但毕竟要好办些。“为什么易佩坤说，山西好铁顶多只五万多斤呢？” 　　“是这样的。”桑治平又连喝了两口茶。他抹了抹嘴巴说，“好铁是有，但官府收购时不肯出好价，所以炼铁的老板不肯把好铁拿出来，说好铁没有这么多，要买就买平铁好了，这平铁里面其实很多是废铁。至于好铁，他们则偷偷运到直隶去卖。” 　　“喔，是的。这原因经你这一说，其实又很简单。工部出的价低，到了出铁的县，县衙门出的价也就低，卖铁的就拿低价钱的铁来应付。这样，到了太原，大家就只有看到好铁少这一层了。”张之洞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描出了山西筹铁的这个过程。他感慨地说，“葆庚是住在太原享福不肯下去，易佩坤也不愿意吃苦去实地查看。你这一去，就把事情摸明白了。先贤告诫：为官要体察民情。这‘体察’二字，真是太重要了。” 　　“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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