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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过了好久,阎敬铭才开口:“要说大旱两年便惨象如此,原本也不至于。这一则是山西太穷,即便丰年,老百姓也只能半饥半饱,何况灾荒。更主要的是罂粟苗害的。山西农人贪图眼前利益,废庄稼而种罂粟,家中多年来已不贮存粮食了,州县仓库也无粮可贮。山西山多路陡,运载不便。旱灾来时,拿着铜板却买不到豆麦,只有活活等死。”

  “所以罂粟苗非铲除不可!”张之洞愤愤地说。

  “是的,抚台此举功德无量。”阎敬铭赞许一句后,继续说下去,“当时我对九帅说,发钱尚在其次,首务是去外省办粮,并奏请朝廷命江南各省以粮代银,速运山西救急。一年下来,共赈灾民三百四十万,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用粮一百六十万石。”

  张之洞插话:“山西一千一百万人口,受赈人三成以上。全省地丁银一年才不过三百万两,用银达千万之多。丹老于三晋父老的功德,真山高海深!”

  “抚台这话,老朽担当不起。”阎敬铭笑道。这话显然令老头子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神态怡然地说,“这首先是朝廷的恩德,再是各省的捐助,三是山西多数官绅的合力共济。若老朽一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计可施呀!”

  “丹老。”张之洞问,“据说当年山西绅商两界捐款不少,您还记得这笔款子的大致数目吗?”

  “这就是我要对抚台细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年九帅定下的救急之策,功莫大焉,弊也莫大焉。”

  阎敬铭习惯性地拿起老葵扇,轻轻地慢慢地摇着,好半天才开口:“湘军初起时,筹饷是第一桩头痛的事,曾文正公效法前朝旧事,请求朝廷发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用以奖励捐款的士绅。早期湘军的粮饷,主要靠的就是这条来路。”

  张之洞知道,这种方法自古以来便有过。虚衔执照,即视捐

  款数量大小,相应地授一个品衔,赠一套官服翎领,遇到喜庆典礼宴会时,可以穿这套官服摆摆脸面,但没有实职实权。这种交换可以满足许多有钱人的做官虚荣心。通常情况,这个权限在朝廷,执照上的名字由朝廷填写颁下。曾国藩请求朝廷颁空白执照,名字由他填写,则是把朝廷的这个权力揽到了自己的手里。

  相对于虚衔执照来说,功牌则低一等。它是立功的记录牌。兵士打仗立了功,视功劳大小发一枚相应的功牌,积到一定时候便可升官。没有上前线打仗的人,用捐钱的方式也可得功牌。有了功牌便有了荣誉,在地方上有许多好处。这种广开名路的做法,的确在历史上曾为应急起过不少作用。

  “九帅把它移到山西来。他向朝廷请来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各二千张,又将这四千张牌照的填写权完全交给藩司葆庚,自己全不过问,而弊病也就出在这里。”

  开始说到关键处了,张之洞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这位经历不凡的老头子,要把他的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

  “不论是执照和功牌,都有正本副本各一份。正本发给捐款人,副本留在官府存档,以备查询。若秉公办事,则正本副本完全一致,即捐银数量、授衔品级或军功品级两份上所填相吻合。心存贪污的话,则两份所填的就不会吻合。捐款人手里的正本填的银两是实数,存档的副本上填的则少些,这中间的差数便为填写者贪污了。另外,还有的人捐钱少,不足以发执照或功牌,或有的人虽捐了钱但不要牌照,这些银钱也可以被执事人中饱而不露痕迹。这些手腕,即使在当时也难以盘查,事过多年,再查就更困难了。”

  张之洞听到这里,心里冷了一下:是的,如何去找呢?这不还是没有真凭实据吗?

  “有句古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要下决心去查,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只是不知抚台真的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阎敬铭两跟逼视着张之洞。

  “请丹老放心,这个决心,我半年前就下了。”

  “张抚台,官场上的事都是互相牵连着的,查一件事就会牵连到多件事,查一个人就会牵连到一批人,今后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出来,甚至会带来极不利的后果。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张之洞坚定地说:“丹老,您不要为我顾虑太多。我为人向来不存畏惮之心,也从不会向邪恶低头。牵出多少事就办多少事,牵连多少人就查多少人。”

  阎敬铭淡淡地笑了两下,说:“张抚台,你这种气概,老朽很是佩服。但老朽不能不实话告诉你,你这种气概用之于京师做言官可以,用之于山西做巡抚则不行。”

  “为何?”张之洞望着阎敬铭,恳切地说,“请丹老教我。”

  “张抚台,你初为封疆大吏,尚不知地方官员的究竟。若是拿圣人的教诲、朝廷的律令来严格度量这些知府、知县,可谓没有一个合格的。故看一个官员的贤否,只能视其大节而遗其小过。所以,做巡抚的切不可存牵连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心思。抓住为头的,惩办几个罪大的帮凶就行了。若全都处罚,谁来为你办事?若他们抱成一团与你作对,你又如何在这个省里呆得下去?故而我劝你,你清藩库,就清赈灾这件事好了;你要参劾,就只参劾葆庚、王定安等几个民愤极大的人好了。”

  阎敬铭这番话,说得张之洞直点头,连忙说:“丹老说得有理。古人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这话过去也读过,道理也懂,真正办起事来又不记得了。”

  “抚台是明白人,老朽只要稍微点一下就行了。”阎敬铭笑道,“葆庚这人贪财好货,我在光绪三年时便有所觉察。王定安贪婪阴鸷,在山西官场士林中口碑极不好。抚台要借他们二人来整肃山西吏治,这点老朽是完全赞同的。二人皆司道大员,官位高,影响大。端出他们来,不只是震惊山西一省,也可儆戒十八省贪官污吏。”

  “我想的正是如此。不瞒丹老,我来到山西后给朝廷的谢恩折上就写着‘不忘经营八表’,有人攻讦我,说我有野心,不安于做一个巡抚,觊觎宰相之位。他们不知我的苦心,我是想借山西这块地方为全国立一个榜样。”

  “张抚台,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呀!”

  说罢哈哈一笑。

  张之洞也哈哈大笑:“丹老说得好,说得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张抚台,老朽帮你出一个主意,说不定可以弄出一点真凭实据。”

  开始接触到要害了,张之洞忙止住笑,将头倾向前去恭听。

  “你立即将所有光绪三年发出的执照和功牌副本调出来,选出其中捐款数量较大的二三十张,然后再派人逐个登门,请他们拿出正本来,两相对照,证据就出来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张之洞不由得从心里佩服阎敬铭的老辣。他兴奋地拿过葵扇,一边帮阎敬铭扇风,一边说:“谢谢丹老的指点。”

  “还有,我给你带来的杨深秀,他当年曾协助我办了一段时期的赈务,后来被徐时霖要去。杨深秀怀疑徐时霖手脚不干净,曾悄悄地记下了一笔账目。这笔账目也可供你参考。”

  “太谢谢了!”

  张之洞高兴地起身,对阎敬铭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对山西藩库的清理大有裨益。说了一个上午的话,我陪您到庭院里走走。吃过午饭后,我再向您请教。”

  “张抚台,你饶饶我这个老头子吧!”

  张之洞愕然望着眼前这个满身土气的大司农,不知此话中的意思。

  “你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老朽今年六十有五了,如何能奉陪得起!吃过午饭后你让我好好歇息歇息。晚上,我还有重要话对你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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