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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谋定?废约之同时,我必备兵新疆、吉林、天津,以防俄国从陆路和海洋两路来犯。左宗棠、刘锦堂皆陆路健将,足可

  抵御。海路则责之李鸿章,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威。”

  直到张之洞良久不再说下去,大家才知他的奏稿已宣讲完了。张佩纶动情地说:“我说句决不是媚俗的话,香涛兄之折,真乃光绪朝五年来第一折也!”

  “此话不为过。”潘祖荫又从口袋里摸出鼻烟壶来,在鼻孑L边死劲地嗅着。为聚精会神地听张之洞的宣讲,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嗅鼻烟,此时仿佛全身散了架一般,再没有这些粉末,他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嗅了几下后,精神复振,他摇头晃脑地说,“‘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这样的警策之句,已是多年的奏折里所没有了。”

  张之洞听了很高兴,说:“究竟还是不可和伯寅部堂的‘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相比啊!”

  众皆大笑起来。

  潘祖荫不无自得地说:“那是咸丰朝的警句,不用再提了,现在要的是光绪朝的警句。”

  陈宝琛说:“我也拟了一个奏稿,但还未成文,听了香涛兄的折子,我深觉惭愧,回去后再好好地思索一番,要作大的改动。”

  宝廷也说:“我和弢庵一样,开了一个头,也还未成文。”

  李鸿藻摸着花白胡须,带着总结性的口气说:“刚才香涛这个折子,把不可同意伊犁条约的十条道理剖析得很深透,又将废约的理由也说得有力量,尤其是明白地提出杀崇厚以杜俄人之口、强边防以备俄人入侵,更是义正辞严,虑深谋远。此折上去,必定会得到皇太后的重视,但仅此一折还是单薄了。刚才弢庵、竹坡说了,他们也正在草拟,依老夫所见,这次我们不再联合上折了,散会后每人都拟一个或几个折子,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申述条约之所以不能同意的理由,并为皇太后多出点主意,多想点办  法。这样,几十道折子递上去,必然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促使朝廷作出废条约杀崇厚的决定。这是桩既关系国家利益的大事,又是让各位才子名扬史册的好事,务必要把折子写好!”

  既利国,又利己,清流党首领的这句话,把大家的情绪再次调动起来,云水堂的气氛又活跃了。趁着这个机会,通渡忙进来对大家说:“膳堂里的斋席早已备好,请各位大人老爷赏光!”

  慈禧太后近来为伊犁条约这桩事在苦恼地思索着。

  自从辛酉年开始亲秉国政,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历程,真可谓艰苦备尝。好容易将国内战乱渐次平定下去,外患却日甚一日地压头而来。积二十年的经验,慈禧深知外国人最不好对付,外事最不容易办。她是一个秉性强悍的女人。辛酉年事变的发生,溯其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外国人的原因。倘若没有先一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哪有文宗爷仓皇秋狝木兰?倘若不是受了那种罕有的耻辱和惊吓,三十岁正当英年的皇上又何至于丢下她母子龙驭上宾?倘若儿子不是那么小就即位,又何须什么顾命大臣?倘若没有顾命大臣,又怎能有肃顺等人的跋扈欺侮?幸而祖宗保佑,君臣同心,诛杀了肃顺、载垣、端华,不然的话,还不知今日的局面会是什么模样!二十年来每每想起当年那些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日夜夜,慈禧心里不免有点余悸。这一切的原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洋人造成的。一提起洋人,慈禧便恼怒万分,恨不得将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番夷们千刀万剐。

  但是,剐洋人谈何容易!庚申年的和谈,连年不断的教案,明明都是洋人无理,但到头来,又都是中国吃亏。就说这次伊犁之事吧。当初俄国派兵进驻伊犁城,并非循中国之请,而是趁火打劫,意欲长期占领。现在新疆收复,俄国理应从伊犁退兵,将它归还中国,至于这些年来俄国在伊犁所耗的兵费,中国只能酌情出一部分,怎么能以此为要挟呢?对于这些不公平的中外交涉,作为一个执政者,慈禧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的缘故。派遣崇厚出使俄国签约的时候,慈禧心里已存着必定吃亏的准备,但俄国的贪心这样大,中国为收回伊犁城而付出的代价这样高,她却没有料到。

  现在崇厚已在俄国签约了。他是钦差大臣,专为办理此事而去,自然可以签字。邸抄将条约内容公布这几天来,廷臣中反对者甚多,慈禧自己也不情愿,有一种被人欺负的感觉。也有一部分人同意按条约办,李鸿章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的理由也不能忽视:签而又废,是出尔反尔,俄国人固然恼火,但各国对此也会有看法。俄人国力强大,一向横暴,若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中国不是对手,其损失必将更大。国家的军事要务在东南海防,新疆乃荒瘠之地,于大局关系不大,眼下看的确是吃了亏,也只宜隐忍图强,才是惟一出路。

  对慈禧来说,这又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皇帝尚只有九岁,当然不能让他过问此事;慈安太后一向对军国大事拿不出主意,商量也是白费工夫,参与军国大事的王公贵族主要是两个人:军机处领班大臣六爷恭王奕诉和皇帝的父亲七爷醇王奕譞。两人于此事的看法截然对立:奕沂主张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奕譞坚决反对。

  慈禧知道,在外事上,两个王爷的态度历来是针锋相对的。奕沂主柔,意在羁縻;奕譞主硬,对洋人全面排斥。八年前,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两兄弟这种对立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奕诉认为,天津教案曲在愚民不明事理,行动过火,中国应予以赔

  款、道歉、杀凶手、严办地方官。奕譞则认为,津案完全是洋人引起的,津民是义民,不仅放火烧教堂做得对,而且要借此良机,将洋人在北京的使馆全部捣毁,将中国领土上所有洋人尽行赶走,永远与洋人断绝往来。权衡再三,慈禧还是接受了奕沂的意见,命令曾国藩按“柔”的原则尽快平息天津教案。结果,津案虽然较为平静地处置了,但全国言论界一片哗然,直接办事人曾国藩得了个汉奸卖国贼的称号,慈禧和奕沂的脸面上也很觉不光彩。相反地,奕譞则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赞誉,夸他是个爱国的贤王。

  作为国家的最高主宰,伊犁条约使慈禧又一次被推到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

  她心里仇恨洋人,巴望中国永远不跟洋人打交道,从而免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此她颇为欣赏奕譞的态度,打算拒不承认崇厚所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她心里也同样害怕洋人,明白中国决不是洋人的对手,洋人也决不会放弃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只有给洋人以好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换得洋人的欢心。因此,她也想采取过去那种以退让求安宁的态度,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

  当年只因处罚几个地方官,曾国藩就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现在将八万平方里的土地割让出去,这卖国贼的罪名不要千秋万代传下去吗?慈禧想到这一层上,心里又不安起来。她决定把此事交给王公勋戚、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体廷臣公议。

  廷臣们对此事反响强烈,折子一道道地由内奏事处送到慈禧的手里,除很少的几道奏折赞同崇厚外,绝大多数的奏折都是持反对态度,其中尤以李鸿藻、潘祖荫、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的言辞更为激烈。他们的态度很是一致:除开不赞成条约各款外,还要严惩崇厚。对于这些人的共同态度,乃至相近的用语,慈禧不感到奇怪。“清流党”这个名目,她早已耳闻。

  慈禧并不喜欢清流党。那班子人仗着自己学问文章好,出身清华,高自标榜,傲视同僚。他们常常对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表示不满,引来几百年上千年前那些早已化为腐泥的死人的几句话,和从发黄发黑的故纸堆里搜寻前代旧事作为根据,批评朝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以表示自己的高明;有时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偏偏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去,又常常抬出列祖列宗来为自己的言论撑腰打气。慈禧对这些清流们的折子讨厌得很,经常看到一半便气得摔到地下,心里狠狠地说:“风凉话谁不会说,给件实事让你们办办,看你们有几多能耐,八成不如人家!”

  清流党的为人处世,慈禧也看不惯。他们高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在慈禧看来,这完全是虚伪,世上的人有谁能真正做到?就冲着他们的首领李鸿藻不去吊唁她母亲这件事,慈禧心里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慈禧又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是按孔孟程朱之理在说话,在按列祖列宗之教在办事。孑L孟程朱、列祖列宗是不能唐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富有权术的统治者,慈禧深知这班子人在政坛上的必要性,她需要他们作力量上的平衡,更需要利用他们去达到自己不便公开表明的目的。

  长毛平定后这十多年来,慈禧已隐隐地感到带兵的将帅和地方的大吏有渐渐坐大的趋势。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本人对朝廷很恭顺,使得别的立功将帅和督抚尚不敢放肆。自从曾国藩去世后,这种趋势便日甚一日地明显了,他们的总代表便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太大了,权也太大了,而且只有五十多岁,就像当年对待曾国藩一样,慈禧对李鸿章,也是既重用又防范。李鸿章这些年来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贻人口实很多,攻击他最力的便是那班子清流党。一读到指责李鸿章的折子,慈禧便来了兴趣。她仔细阅读,并记下李鸿章

  的缺失之处,然后,或在接见李鸿章时,略微点出一两桩来,或干脆将折子发给他自己看,以此来打一打李鸿章翘起的尾巴,杀一杀他自以为是的气焰。对李鸿章来说,这一招往往很起作用。

  有些大员,或者触犯了慈禧,或者慈禧对他圣眷已衰,于是慈禧便将所掌握的有关他们私德不佳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流党透露一些,清流们得知后便立即上章弹劾。这些弹劾奏章正中慈禧下怀,一道谕旨下来,或降或革,障碍扫除了,又得到一个善待言路明察秋毫的美名。

  还有些实在恶劣的大官显宦,那是败坏朝政的蠹虫,慈禧当然也痛恨,清流党弥补都察院的失职,起来纠劾,查明后革职严办,也是肃清朝政赢得民心的一桩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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