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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当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一旦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曾国藩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帐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沅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党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做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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