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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当梁启超看到今夜只有他们三人时,他便猜到了宴饮的真正目的,他正要借此模糊蔡锷的形象,为下一步的行动铺下道路,便笑了笑说:“松坡本来对戏院妓寮从没兴趣。有一天几个朋友对他说,你住北京,不看京戏,不逛八大胡同,等于白住了。松坡到底年轻,血气正热,禁不起别人的诱惑,先是去园子里听戏,不料一听就上了瘾,赞不绝口,说京戏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朋友说,你去去八大胡同吧,去了你就知道,八大胡同的女人是最好玩的女人。”

  袁克定禁不住插话:“松坡怎么看?”

  梁启超答:“自从结识了小凤仙,他真的就完全赞同了这些朋友的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见识不广。”

  袁克定笑道:“正是的。咱们任公见的女人多了,自然不会像蔡松坡这样死心眼儿。”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袁克定无意中说了一句实话。一代人杰梁启超在这方面也并不是很检点的。流亡日本时,有几个既艳丽又有才情的东瀛女子倾慕他,常与他往来。近来他又与一个名叫花云仙的名妓关系密切。夫人比他大好几岁,对此事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见引火烧身了,梁启超忙转移话题。他望着杨度说:“皙子,我好久没有去看壬老了,听说他对国史馆不满意。你这个副馆长要好好襄助恩师。”

  杨度说:“湘绮师近来常发脾气,有两件事他最恼火了。”

  “两件什么事?”梁启超问。

  “一是许多人都要往国史馆里钻,或是托人关说,或是毛遂自荐,狗屁不通的人,一个个都自吹有马、郑之学,韩、欧之才,弄得湘绮师哭笑不得,说一个清华之地倒变成名利渊薮了。外面的人钻山打洞要进来,已延聘的一批编修却又不安心在馆里做事。因为财政部每个月都不按时拨款来,等到十天半月后来了,又总要短三成五成的。这便是湘绮师的第二个烦恼。他说编修们天天向他讨钱,好比县太爷向差役索求逃犯似的,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受这个耻辱,何苦来着!”

  湘绮老人这个自嘲的比喻打得新奇,把大家都逗乐了。

  袁克定说:“我听人讲,国史馆的权都握在壬老的女仆周妈手里。皙子知道吗?”

  杨度当然知道老师与周妈的关系,也知道周妈贪财好货的脾性,但他不能在外人面前说起这些有关老师的不光彩的事,便摇摇头答:“我这个副馆长只是挂挂名而已,从来不去,也不知究竟。不过,想必湘绮师不会让周妈插手馆里的事。”

  梁启超笑道:“皙子不要为老师辩护了,壬老与周妈之间的关系,可是眼下京师文人们茶余饭后最为时髦的谈资啊!”

  袁克定也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位老名士与周妈的绯闻,但话题若转到这上面,只怕是说到天亮还说不完,煞费苦心地把梁启超请到小汤山,尽说些这种风流艳事,岂不是舍本逐末?必须就此打住。他举起酒杯,对梁启超说:“不要难为皙子了。他一个做学生的,岂能议论老师的房闹之事?喝酒吧!”

  又对杨度说:“来,不要误了喝酒的大事。”

  杨度明白,喝了一口后问梁启超:“卓如兄,你近来在忙些什么?”

  “还不是忙着为《大中华》杂志撰稿的事。”今年正月,中华书局筹办的《大中华》杂志出版,聘梁启超为总撰述,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契约。梁启超估计袁克定会有什么事要他办,他是不愿卷入袁氏帝制自为的漩涡中去的,便预先打下埋伏。“陆费逵这人精得很,尽想从我身上多榨油水,稿子安排得紧紧的,弄得我一天到晚脱不了身。”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袁克定、杨度与此人也很熟。

  袁克定说:“陆费逵前不久来约皙子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眼下关于国体的事众说纷纭。”

  “共和国体已实行四年了,不是很好吗,为何还要议论国体呢?”梁启超故作惊讶。

  “共和国体虽已行四年了,但弊端丛生,有识之士皆认为中国不宜将共和制推行下去。”袁克定转脸望着杨度说,“皙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任公说说。”

  杨度说:“早在日本时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制度,大家都认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想必卓如兄一定还记得。”

  梁启超说:“我一向是主张君宪制,不赞成革命的,这点与皙子的看法一致。但辛亥年革命成了功,共和制度既已建立,全国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我当然只能服从民意,故回国来襄助大总统。皙子,你对共和的拥护比我积极得多哩,又是发表宣言,又是南北奔走,你是共和的功臣。”

  梁启超有意点出辛亥年杨度的表现,杨度听了脸上一阵发烧,幸而月光底下大家都看不清。他喝了一口酒,压住心头的羞惭,说:“我那年赞成共和,也是一时失了定见,随了大流。现在看来,共和实行了四年,正好反过来证明我们过去的主张是对的。”

  梁启超做出一副诚恳的神态问杨度:“请问共和制有哪些弊端呢?”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君宪救国论》来递了过去:“我近日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分析了共和之弊,君宪之优,还请卓如兄你巨眼纠谬。”

  梁启超双手接过,装出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说:“皙子真行,什么时候写了这部大著,我得好好拜读。”’

  袁克定说:“还是皙子对国事研究得深,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杨度说:“共和弊病,简言之,一为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二为不可能建立有威权的政府,三为野心家开启了竞争最高首脑之门。总统选举之年,必将是国家大乱之年,数年一选举,数年一大乱,中国则永无宁日。第四,国家一乱则给外国列强干预中国提供了口实。”

  “哦!有这样严重吗?我可没有想过哩!”梁启超像是自言自语。

  袁克定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你是中国第一号政治学家,家父一向推崇你。今日请你来此晤面,也就是想当面问问你,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中国究竟宜行共和,还是宜行君宪?”

  酒席吃到这个时候,主菜终于上来了。梁启超觉得这个态他很难表。他当然是反对推翻共和复辟帝制的,因为这是逆人心而动,必不会成功。但他又知道袁氏父子做皇帝心切,杨度也在一心谋取新朝宰相之位。此时给他们头上泼冷水,定遭他们的反感,万一像前向拘囚章太炎那样将自己秘密扣押,就会影响与蔡锷商定的大计。

  想到这里,梁启超举起杯子放到嘴边,慢慢地说:“你们知道,我一向是研究政体而不甚致力于国体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在立宪,真正有一个好的宪政,不论是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都可以导致国家强盛;反之,若不能立宪,则无论哪种国体都是空的。目前中国的症结不在哪种国体,而在于速行宪政。”

  袁克定逼问:“任公,你说说,欲保证中国速行宪政,是行共和制好呢,还是行君主制好呢?”

  面对着大公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梁启超颇难招架。他放下酒杯,摸了摸宽阔光亮的前额,看着早已变凉的满桌山珍海味,迟疑良久后说:“这样吧,我回去好好读读皙子的这本大著,然后我再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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