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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皙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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