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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下午二时,袁世凯准时结束午睡起床,然后拿起镶有铁托的藤手杖,从二楼下到一楼办公室。一路上手杖点在楼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楼下的人知道总统下楼了,全都屏息垂手侍立。下到最后一级楼梯,他似咳非咳地“哦”了一声。这是他的习惯,意在告诉大家,他要进办公室了。夏寿田赶紧过来打开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进门,而是问:“皙子来了吗?”

  “他早已在会客室里恭候了。”夏寿田恭敬地回答。

  袁世凯转身朝会客室走去。

  “大总统!”当袁世凯矮壮而笔挺的身躯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杨度立即起身迎接。

  “皙子你来了,坐吧!”

  袁世凯招呼杨度坐下后,自己也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刚落座,一个年轻的内史进来,给他端上一小杯乳白色糊汁,同时给杨度递来一杯清茶。自做总统后,袁世凯每天上班时照例要喝一杯这样的糊汁。这是按宫中一个老御医开的方子,用鹿茸、人参、虎鞭、蜂蜜等补药熬成的。就靠着一天两小杯糊汁,他外应繁杂国事,内应列房娇姬,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好久不见了,近来还好吗?”

  “托总统洪福,近来一切都好。”杨度说的是实话。这两年多来他自认对袁世凯有功,但频遭冷遇,心里总不太舒畅。自从与袁克定小汤山会谈以来,他才真正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夏寿田的被重用和蔡锷的即将进京掌重权,更给他以初战告捷的喜悦。

  “好,好。”袁世凯的关心显然只是一个形式,他并不多问下去,随即转入正题。“今天请你来,是想问问你,云南都督蔡锷这人如何,据说你是他多年的朋友。”

  对于袁世凯这种不多说客套话,总是单刀直入的谈话作风,杨度是熟悉的,他也不转弯抹角:“回禀总统,我是在戊戌年春于长沙时务学堂里初次认识蔡锷的。那时他才十六岁,但已经做了三年秀才。听说蔡锷出身贫寒的农家,自小天资过人,胸有大志,最能吃苦。他进时务学堂,是一个人徒步从邵阳老家走到长沙的,在学堂里年纪最小,但成绩最好。”

  袁世凯认真地听着。“出身贫寒的农家”这句话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知道这种人对格外之恩比较容易接受。

  “后来蔡锷到了日本学军事,我那时也在东京,与他有过交往,舍弟与他关系也很好。”杨度知袁世凯对梁启超有戒备,有意不提蔡去日本是为着投奔梁的原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较为放荡,但蔡锷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从不进酒楼歌厅,也不与任何女人往来,一心一意学习日本的军事,因而成绩非常优秀。毕业时,士官学校有意留下他,但他执意要回国报效。”

  袁世凯习惯地摸着胡须。他的胡须原来蓄的是八字式,自从克定从德国回来后,他便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样子改蓄牛角式,即两端尾部向上翘,如水牛之角。袁的须式改变引起连锁反应,官场上下纷纷蓄起牛角式胡须来。官场的爱好又影响社会的风尚。一时间,京师男子汉,几乎人人嘴上都长起两只小牛角来。袁世凯心里在寻思:这样一心一意为事业的人真难得,但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拿什么东西来套住他呢?

  “蔡锷回国后,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皙子,据说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学生,是这样的吗?”

  “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时,梁启超教过他的书,梁对他是很欣赏的。不过在日本时,我并未见过他们之间有特别亲密的关系。”

  时务学堂里的师生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只得实说,至于在日本的情况,杨度料想袁世凯也不清楚,他一句话将梁蔡之间亲密的交往给抹掉了。

  “梁启超这个人始终不肯和我们同心,蔡锷是他的学生,假若我把蔡调进京来委以重任,你看蔡能为我们所用吗?”

  “大总统,这点您请放心。”杨度坚定地说,“师生之谊只是一段时期的,并非牢不可破。当年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的关系,可以说是古今少有,但后来因为信仰不同,几如水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蔡梁之间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并无深交。何况蔡出身贫寒,出身贫寒的人都知感恩。倘若大总统对他予以格外恩宠,蔡锷一定会感恩戴德,乐为大总统所驱驰。”

  杨度这个康梁先合后分的例子举得很好,大大消除了袁世凯对蔡锷的疑虑。至于去年的事,是不能也不应该询之于杨度的,且无真凭实据,暂搁下,先把他调到北京来,考察一段时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以一虚职把他拴在身边,岂不比虎在深山更好!

  袁世凯就这样决定了。

  蔡锷即将进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梁启超的耳中。

  去年秋天,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龄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袁世凯更无意于各项建设。对大总统来说,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巩固政权,用强力将反对派压下去。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辞职了,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进步党成立,梁启超被选为理事。理了一段时期的事后,他也看出,这些所谓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图一己名利的政客,口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对政党政治一窍不通。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为消除政敌而拍手叫好,并落井下石。梁启超看到这个局面很痛心。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场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梁启超终于彻底看清袁世凯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对两年来的追随颇为悔恨。同时,他也看出袁世凯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其根本的力量在于袁的手里掌握着北洋军。梁启超要成事,进步党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军队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锷的身上。杨度根本不知道,回国十年来,蔡锷一直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蔡锷发自内心地敬重名满天下的恩师,梁启超也十分器重依畀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与梁启超的情谊远远超过了杨度。现在得知袁世凯要调蔡锷进京,授其军事重权,梁启超如何不高兴,忙修书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学生将滇事妥善处理后速来京师。

  蔡锷收到杨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总统府的调令。他生性沉静稳重,虑事深远,并不认为到京师去是一件好事:素与北洋军系没有瓜葛,京畿一带从来就是北洋军系严密控制的地方,孤身进京,能有什么作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笼,今后欲求脱身都很难。都督衙门里的僚属们却都主张他去。大家说,云南毕竟是边隅之地,影响有限,应该有坐镇北京号令全国的雄心大志。又表示云南永远听都督的,倘若今后有什么事要云南办,只要一句话,滇军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在犹豫不决时,蔡锷接到恩师的信。他不再迟疑了,遂打点行装启程。

  袁世凯本想让蔡锷先当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因为黎一边做着副总统,一边还兼着这个职务,尽管他身任两个总领全国的要职,却始终不肯离武昌一步。待蔡锷做了一段时期的参谋总长之后,再调任陆军总长,进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杨士琦的几句话,使袁世凯取消了这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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