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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谘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独立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独立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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