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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镇国公不知想过这件事没有?”戴鸿慈皱着眉头问。

  “他哪里腾得出心思想这些,喜酒还吃不赢哩!”徐世昌指了指国公府的方向说,“从十二日起夜夜闹到一两点,也佩服他有这大的酒量,这好的精力。”

  徐世昌今年五十岁了,不能多熬夜,早年穷书生的苦寒、黑翰林的清贫,使得他没有灯红酒绿征歌逐舞的爱好,也看不惯官场尤其是满大员那种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的作风。

  “其实也用不着他想什么,到时他只一句话,‘你们去拟个折子吧,’这事情就落到你我的头上了。”戴鸿慈苦笑了一下,望着徐世昌说,“菊人,你得想个办法呀!”

  徐世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办法倒是有一个,他昨天就想到了,只是觉得不十分体面,不想说出来。现在见戴鸿慈很着急,知道他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停步微笑着说:“实在没有法子想,只有一个馊主意,你别笑话。”

  “说吧,馊主意总比没主意强。”戴鸿慈催道。

  “太后如此重视立宪,如此器重你我,按理说我们回来后应该交一份泰西各国以及日本关于宪政的详细调查报告,为太后制定国策作参鉴,可我们没有这份能力。不说我们,就是满朝大臣也没有谁有这个能耐。”

  这句话说得戴鸿慈直点头,因为既是实话,又给他挽回了面子。

  “这非要精通各国宪政的大才不可!”徐世昌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肯定。“我想这事分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出洋的管出洋,写禀报的管写禀报。”

  “哦,我懂了。”戴鸿慈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了。“你是说请一个捉刀人。这主意很好,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高明的捉刀人难请。”

  “国内是没有,海外倒有两个。”徐世昌重新坐下来,端起了茶碗。“一个是你的广东老乡梁启超,你跟他有联系吗?”

  “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哪敢跟他有联系。”戴鸿慈忙摇手,似乎生怕与梁启超沾上一点边。

  徐世昌冷冷地笑道:“梁启超虽是在逃的钦犯,却的确是个人才,联系联系也无妨。你既然跟他无往来就算了。另一个是湖南人杨度。此人于宪政也很有研究,他也在日本。戊戌事变前我和他在小站见过一面,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怎样跟他取得联络。”

  戴鸿慈摸着茶碗盖,想了一会儿说:“熊希龄是湖南人,他可能与杨度有联系。”

  “好。”徐世昌高兴地说,“你去跟熊秉三说,干脆叫他去一趟日本,亲自会见杨度,务必叫他说服杨度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这样的……”

  徐世昌略停片刻,说:“一篇叫做《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另一篇叫做《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再写一篇《实施宪政程序》。留学生都很穷苦,可以先送他一千两银子,限他半年内写好,交稿时再给他一千两。”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戴鸿慈起身。“我这就告辞了,明天就去跟秉三说。”

  徐世昌把戴鸿慈送到大门口,再叮嘱一遍:“少怀兄,你要秉三一定得说服杨度写,即使他要价再高点也接受。还可以告诉他,今后回国一定予以重用。”

  “放心吧,秉三聪明过人,他会办好的。”戴鸿慈向徐世昌拱拱手,钻进了候在门外的绿呢大轿中。

  在七年前那场政变所波及的一大批人物中,熊希龄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去翰林院庶吉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原籍凤凰乃是湘西的一个偏僻小县,隶属常德府。当他发配到常德城里时,遇到的知府朱其懿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早就闻得熊的大名,私下里对熊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启迪民智开发风气的举动甚为钦佩。湘西素来闭塞贫苦文化落后,能出一个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待到熊希龄以负罪身份来衙门报到时,朱其懿见他身材魁梧气宇昂扬,更是喜爱。朱存心保全,便不将熊发配凤凰,留在常德城里西路师范学堂当体操教习。后来又召熊谈了几次话,发现这个革职翰林果然学问优秀,见识超俗,有意将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朱其慧对熊希龄也满意,只是还想测试一下,便传话要熊为知府衙门后花园题一副楹联。

  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于!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子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皙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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