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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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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带着儿子在南方等了三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儿子到了北方。

  儿子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七天,看见雨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薄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细的带状物在山脊上绵延起伏。儿子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有上那条船,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儿子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来这消息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报纸;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一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都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她的丈夫。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她的丈夫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如果他死了就该有他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就说明他并不在那条船上。”后来母亲对爷爷这样说。

  “谁呀?妈,你说的是谁呀?”三岁的男孩儿在一旁问。

  “你父亲。”母亲说,“你的爸爸。”

  “我爸爸?”

  “对。他活着,你爸爸他肯定还活着。”

  “什么是活着?”儿子问。

  母亲便抱起他,亲吻他。母亲的眼泪流到儿子的脸上,仿佛活着倒是一件更需要流泪的事情。

  爷爷一言不发。

  那时Z已经跟随母亲到了北方,和爷爷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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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爷爷不断写信要他们去的。爷爷的信一封封寄到南方,要母亲带着儿子一起到北方来。爷爷说他一个人也孤独寂寞得很,爷爷说“你们母子俩也一定过得很艰难”,爷爷说他老了,故土难离,“你们来吧,到北方来我们一起生活”。爷爷的信里说,他已经弃政从农,他决定弃政从农倒主要不是局势所迫,而是这么多年党党派派见得多了,累了,也腻了,且自觉身心俱老,昏聩无能,碍手碍脚的跟不住潮流了。爷爷在信里说,自幼读陶渊明的诗,到了这把年纪方才体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宽坦清静的真境界。爷爷的信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爷爷说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频争,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谁不说着天下为公,可天下几时为公过呢?英杰豪勇,伟略雄韬,争为天下君罢了。为天下君何如“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爷爷说,思来想去,莫若退隐归耕。爷爷信中说:他再没有什么亲人了,若能与小孙孙在一起,终日为嬉为戏,也就可以无憾无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以后有过一次机会,母亲把这些信拿给Z的叔叔看,想让他知道爷爷的心态。叔叔看罢那些信,劝母亲不必担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扫视一遍,笑笑说:“他发泄发泄不满罢了,无非说明了一个阶级的穷途末路。”叔叔说,像爷爷这个年纪,真要他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叔叔说:“别让孩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做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做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毋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缉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缉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哥哥(Z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哥哥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你,想到哪儿去呢?”“找共产党。”“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哥哥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惜惜而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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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须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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