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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〇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鸡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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