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4)_梁晓声

一〇四

　　但一想到我也一样，我既理解他也原谅他了。

　　说到底，谁在本质上都只不过首先是人，那就得多原谅别人，对自己也没必要苛求——尽管我一心想做好人。

　　我四处投寄了多份简历，又满上海转了四五天，竭力推销自己。是的，为了将人生进行下去，我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推销自己，而且推销得像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销的人那么游刃有余。

　　原来世上有些事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自己的学历而自卑。我想我那种能力肯定与基因无关，我的父母绝不会遗传给我那种所谓优良的基因；它分明是后天形成的，可不论养父养母还是丈夫、李娟和张大哥，都不是善于推销自己的人啊——我究竟怎么会的呢？我很奇怪，却也颇为欣然——会总比不会好。

　　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七十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子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明明德”四个字。

　　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

　　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时，情况却变了——一个陌生男子对我说，我只能在大堂当接待员了，原本属于我的职员工作被“更优秀”的人取替了。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另谋高就”，或者当大堂接待员。

　　我心顿凉。

　　他却又说：“工资不变。”

　　于是我决定留下——那儿离家近，散步似的，半小时就能走到。而且那份儿工资我也比较知足。

　　公司是一幢独栋的老式洋楼，大堂并不很大——但我的工作很单调，也很乏味，须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后，不许看书和报刊，更不许打盹。有人进入，我要请对方出示工作证。若对方是商客，要笑脸相对，询问事由，预约与否，彬彬有礼地请对方登记。

　　我的背后，悬挂着巨幅的摄影作品——雪地上，一位光着头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两边跟随六七条狗，看去都是野狗。其中两条，一左一右抬头看他。而他显然走很久了，雪地上的足迹跨距甚小，也不直，证明他已步履蹒跚。他那只拄杖的手，骨节突出，青筋隆起，瘦得无肉，老皮龟裂。风挺大——因为他的土红色袈裟的下摆向后飘起。从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看不见他的脸，便也难知他的表情。

　　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摄影作品，我在翔的摄影集中见过。

　　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摄影作品前当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员，使我心里每觉“怪怪的”，正如翔叫我二姐为“二姐”时的心理。

　　我眼前只存在两种动态现象——一个透雕为多层的大石球和一个中年女人。石球在石柱上，柱下有水涌冒不停，石球便不停旋转。我终日被那球搞得头晕目眩。人真是太奇怪了，心里越不想看什么，目光越不由自主地望向什么。

　　那女人姓吴，我叫她吴姐，江苏淮北人。她是清洁工，负责三层楼的走廊、厕所和大厅的卫生。每天上午十点以后，我才能在大厅见到她，那时她已够累的了。只有她出现以后，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她身上。上午忙完了清洁工作，她下午还要去帮厨。

　　负责后勤的人还给了我一项秘密工作——要我每天在一页纸上对吴姐的工作表现予以评价：好、一般、不好，我的“√”画在哪儿，将影响她的月终奖金。

　　我对这一“任务”很反感，起初拒不执行。可那负责后勤的小头头说：“你不配合可不行，这也是对你的信任。因为她在大堂的工作表现，只有你一个人天天看在眼里。”

　　于是我每次都在“好”字后边画“√”。

　　吴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每次会拄着拖把歇会儿。那时我就主动与她聊几句。那对于我像充电，使我不至于犯困，能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状态。

　　吴姐也喜欢与我聊。

　　她对上海人颇多负面看法，因为老上海人从前特瞧不起淮北人。

　　她说最不愿意擦电梯旁那几个大玻璃柜——里边的青花瓷瓶是老板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买的，价格都在二三百万港元以上，属于古董。每次擦提心吊胆的，生怕发生什么闪失。

　　我问既然是贵重之物，为什么不妥善收藏而摆在明面呢？

　　她说：“资本家嘛，显摆呗！”

　　我从不与翔聊公司里的事，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所知甚少。三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见过老板，也无话可聊。

　　但有天晚上我忍不住问他，究竟想通过那幅摄影作品表达什么？

　　他反问：“你指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们强调的主题思想？”

　　我说：“可以那么理解。”

　　他说：“摄影作品啦，绘画雕塑啦，一首轻音乐啦，可以有主题，也可以没有。”

　　我问：“你拍摄时肯定有主观想法吧？”

　　他说：“当时还真没有，站在高处抓拍的。过后曾打算以《路伴》定名，最后还是自我否定了。但作为作品总得有个名，所以在杂志上发表之前又定了《无题》。”

　　我认为《无题》比《路伴》好——明明是几条狗，看去还是野狗，以路伴言之，未免牵强。

　　他认为恰恰相反，非但不牵强，反而很贴切。只不过太实了，会影响另外可能引起的多种遐想，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限制。

　　那晚他与朋友们聚餐时喝了点酒，情绪挺亢奋，借题发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他说所谓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岁月之旅，或长或短而已。没有谁宁愿自己的一生是孤独之旅，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是需要路伴的。无人可以为伴，狗也行，野狗也行。他说在人世间，天使是绝对没有的，但好人是绝对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只与好人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根本不现实的。某些人比野狗还不如，他们也会自成社会关系之和。他们那“和”，还可能成为“硬核”。并且，他们往往戴着好人的面具，形成与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一生，是与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

　　我不以为然地问：“那么在你眼里，我也是路伴啦？”

　　他说：“当然啰。我们互为路伴，是同甘共苦，不弃不离的路伴。像有首歌唱的，‘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因为彼此拥有，人生之旅才不至于乏味。”

　　“以野狗为伴，下场不是注定了悲惨吗？一旦累倒，还不被野狗吃了？”

　　“没有谁的一生始终与野狗为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排除。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却有可能与野狗为伴。那当然是危险的事，不过你认真看我的作品会发现，那些野狗显得多么温良，它们看老僧人的样子多么特别，难道不像是在为他鼓劲儿吗？难道它们不像是他的护卫？一位形销骨立，随时可能被大风刮倒的老僧人，他和那些野狗的关系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当时既使我震惊也使我感动……”

　　聊人生路伴自然就会聊到孩子的问题。

　　他说就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儿女无所谓。不是超级富豪，亦非当代王储，谈不上有什么生儿育女的“使命”，一辈子不做父亲也不会觉得遗憾。但他父亲是独子，他自己也是独子，这就使他母亲对于第三代很是巴望。生儿生女都高兴，不生却万万不可。

　　他说：“我不仅是丈夫，还是独生子，这事你看如何是好？”

　　我说：“理解，愿意倾情配合。不过，以咱俩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

　　他听出了我与他的想法其实一致，抱我吻我，含情脉脉地说：“替我妈感谢你。顺其自然吧。但我有自信，会使中国多一个好人，你呢？”

　　我温柔地说：“也有。”

　　第二天我再看《无题》，于孤独与危机之中，确乎看出了几许和谐。

　　不料，当日却发生了一件不甚“和谐”的事——快下班时，吴姐又在拖地。阵雨刚过，电梯前水迹犹在。正那时，电梯门忽然开了，率先迈出一个人，为里边的什么贵客“开路”。电梯外除了吴姐并无第二人，那人的举动实属多余。吴姐侧身拖地，没来得及有所反应。而那人横着胳膊一搪，其臂如棒，搪在吴姐的后背。吴姐向前趔趄，撞倒了一个玻璃柜，柜与瓶同时破碎一地……

　　然而贵宾与随员并未停步，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转身消失在旋转门外。

　　“你没长眼睛啊？这么珍贵的东西让你给毁了，你拿命赔啊？！……”某部门的头头直指吓傻了的吴姐大加训斥，仿佛比我看得还分明；显然要由吴姐来承担后果。

　　其他人也指斥不休。凌言厉语众口如一——价值二三百万的古董，你怎么赔得起啊？估计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只不过能赔个零头！……

　　斯时我仿佛觉得，背后摄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跃了起来，一起扑向那些男女，转眼间人狗合体，人形皆在，野狗化魂。

　　吴姐猛转身从我面前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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