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0)_梁晓声

一〇〇

　　那日天高气爽，对面山顶上火烧云亦紫亦红，变幻莫测，美得奇妙。在那山的后面是神仙顶——听养父讲，由广电部集资，在神仙顶架起了天线塔，人们可以看到信号清晰的电视了。

　　我走过马路，买了一支雪糕，一边吮着，一边欣赏火烧云——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将话说得那么顺畅，全是因为几天中我想过了我和我的宿命的关系。

　　“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

　　我记不清这句话是从哪本书中读到的了。

　　我只不过将我这一个平凡的、普通的“自我”给出的人生感悟说了出来。居然有机会当众说出，我心舒畅，觉得每一口雪糕，都是享受，滋味格外好。

　　我回到联欢会场时，养父也在台上了。

　　他手持话筒说：“想不到，亲人们会在联欢会上让我回答问题，我不敢不从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解放初期的中国，十分之九是农村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时，五亿左右是农村人口。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人口五分之三。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多半。现在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绝大多数已经是城市人的中国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生活在农村的亲人，亲戚。贫困虽然也体现在城市，但农村的贫困更令许多中国人揪心！所以，中国着重对农村实行的脱贫计划，也是为了使许多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两安心。大多数人，不可能明知亲人和亲戚仍未脱贫，而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仿佛事不关己嘛！亲情扶贫只能尽到个人的亲情责任；国家扶贫再加大力度也无法完全代替亲情责任，所以，我这位曾经的市长在位时，一向强调国家扶贫与亲情扶贫相结合。并且……”

　　他犹豫了片刻，低声说：“我的社会关系之和，也有一半姓‘农’，共同的名字叫‘贫穷’。我不能将我的‘和’一切两半，扔掉令我揪心的另一半。所以，我一向也是亲情扶贫的力行者。进一步说，我爱那另一半……”

　　养父那么说时，目光一直望着我。

　　翌晨，养父在送我的车旁拥抱了我一下，虽然四下无人，却仍小声说：“女儿，昨天你令老爸着实暗吃一惊。不过，你那么说也没大毛病。”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了。”

　　他说：“你当然可以那样，但老爸往往不能。真话固然可敬，但那也要看由什么人来说，看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

　　我说：“你的意思，还是认为我那些话成问题呗。”

　　他说：“恰恰相反，我女儿能最大程度地做真实的自己，老爸为你高兴。”

　　我说：“那你给我这四天的表现打个分。”

　　他说：“满分。”

　　我心欢喜，在他腮上吻了一下，不料被县委肖秘书长看到。

　　肖秘书长笑道：“哈哈，父女情深啊！我已经用‘傻瓜’拍下了！”

　　养父孩子般地难为情了。

　　我没回深圳，而是去了上海。

　　我要在上海与高翔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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