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94)_梁晓声

九四

　　于是他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死魂灵》《娜娜》《包法利夫人》，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

　　想不到他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闲书”还多，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是国企干部，他父亲生前的老友，对他以世侄相待，已退休了。去年某日，他照例去探望，谈笑甚欢。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刚走到楼下，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在他眼前。再巧一点儿，就砸他身上了。为什么呢？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事压下了，说人都死了，死者为大，不要乱猜疑、乱议论了。可是不久，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小三”，由“小三”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联想到他包庇过死者，旧事重提，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

　　翔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搞得灰头土脸的。

　　他说他家那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人缘甚好，但一着急就会口吃，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料呢，一日死于非命，被车撞死了。不久，人们听说，肇事司机被抓到了，招供了，竟是受雇为之，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法院开庭公审那天，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他也去了。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二人知道。老会计即将退休，总经理给了他十万元，明摆着是封口费。老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十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一千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他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他。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地直说：“侮辱我，侮辱我……”

　　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辩方律师强调——事出有因，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显然成立！控方律师则指出——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位“拒腐蚀，永不沾”的正人君子。

　　法官当庭没宣判。

　　二审开庭时，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遗书的内容证明，老会计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不是因为少，而是在乎清名。

　　辩方律师却不买账，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

　　我忍不住问：“后来呢？”

　　翔说：“经科学鉴定，遗书无疑。可是你想啊，一位好人，即将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却不但死于非命，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还有些事，叫人同情也不是，憎恨也不是，却又明明是悲剧……”

　　他说一次他在外地，住朋友家，早上散步时，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他走了一圈，见那人将瓷盆砸碎，取下了铜的水漏。就在那时，环卫人员来了，斥责那人不该为了贪那点儿小便宜给清扫垃圾制造麻烦。那人口出不逊，二人言来语去，骂了起来，终至于打了起来，环卫工吃了亏。一小时后，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堵住了那人，要求赔礼道歉，那人仍极蛮横，结果被一刀捅死了……

　　“我虽然没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儿铜才值多少钱？……”

　　“别说了！”我大叫起来。

　　“镇定。听我说完。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使你明白，在十几亿人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二百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十六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私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泛，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唤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吧，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的……”

　　翔最后几句话，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

　　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

　　徐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郑宜然对她特有好感，希望将二人的关系进行下去。

　　娟却说：“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

　　徐主任不解，打破砂锅地问为什么。

　　娟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宜然是“老疙瘩”，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

　　“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总不能把这类事都看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为这些吵架呀？”

　　听了娟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

　　两天后徐主任又来了，说郑宜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

　　娟说：“徐主任，你忘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

　　徐主任愣了愣，讪笑道：“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呢！”

　　娟说：“要告诉，一定要告诉。”

　　徐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多好的事啊。”

　　娟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议。”

　　徐主任失望而去。

　　翔说：“他那人，做什么事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不过呢，我认为娟是对的。”

　　我怼了他一句：“怎么对？”

　　娟看出我并不理解她，苦笑着对我说：“婉之，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

　　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

　　娟说：“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啊。我要的并不是那种丈夫嘛。”

　　翔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地说：“我认为娟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她的事由她自己决定。咱俩都省省心吧。”

　　那事以后也就再没了下文。

　　张家贵也为娟的事与我通了次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

　　我如实转告了娟，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

　　娟说：“替我谢谢他，但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她决定将弟弟留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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