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52)_梁晓声

五二

　　“因为……因为……”

　　“快说嘛，让人着急劲儿的！”

　　“我是中学生时，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差不多等于说谁世故，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

　　“‘成熟’是不好的词？世故怎么了？不就是人情事理那一套吗？打工妹如果连那一套都不懂好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就是成熟得早的意思吗？民间说一个孩子历事早，那又是什么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吗？毛病！明明是表扬你的话，却偏往反了听，还不拿好眼色瞪我！”

　　我检讨地说：“明白了明白了，姐别训我了。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

　　她扑哧笑出了声，亦庄亦谐地说：“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没有点儿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们儿？一点儿世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先不论刘柱怎么样，刘老头那就是个老油条、老狐狸……哎哎哎，行了行了，给东北人那么多东北山货干什么嘛！……”

　　果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那份儿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了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

　　我带到厂里去的东西，也大受欢迎。瓜子、花生之类，被姑娘们顷刻抢光了。木耳什么的我送给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炒上了，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吃到了，并且都说东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

　　赵子威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他说市里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抓得更紧更严了，要求有集体宿舍的厂，十点之前必须清点住厂工人的人数；晚上十点以后还未归宿的，厂里对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做到有登记；一问三不知的厂将受严厉批评……

　　我身为女工们的总长，自然责无旁贷。

　　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多些。

　　李娟也认为那对我有好处，会使我更加成熟。

　　于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厂里去了，而李娟每天骑自行车四处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饭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回旅馆陪李娟待会儿，一往一返溜溜达达权当散步消化食了。有时我俩没聊够，她又将我送到厂门口，路上边走边聊；主要聊她找工作的见闻和感想，而她的感想又是些不顺心引起的郁闷。我则劝她，或贡献点参考意见。我向她倾吐工作中的烦恼时，她也反过来劝我，主张我应该怎样或不应怎样。那些日子经常勾起我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玉县中学的岁月，晚上有时到同学家或同学到我家，也是互相送来送去的。

　　我的回忆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乡愁”。

　　我的乡愁原发地是玉县——我总是尽量避免“神仙顶”这一地名印于脑海之中。

　　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她说是在某省的会所当领班，她对工资挺满意。情况变得有趣了，仿佛我俩在旅馆的那个房间变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个喜欢去串门儿并永远受欢迎的人；也仿佛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儿毕竟首先是我的家，不经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会想家，也会使那么一个姐惦念似的。

　　我渐渐也习惯了和厂里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和她们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厂里和“家”里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觉得生活因而多了种意味。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里”时，已是十点以后了。我是对姑娘们点名后才回家的——十一点旅馆的门仍会从里头锁上的，但李娟居然没在“家”，我不禁有点儿奇怪。

　　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

　　有人敲门，我开门见是老板娘。

　　“能让我进去说几句话吗？”

　　老板娘的表情很怪异。

　　我将她请入之后，她吞吞吐吐地说：“有些话我还真难以开口，你大哥不好意思对你讲，非让我来告诉你。你是长住客，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有的事如果我们碍于情面不向你反映吧，那也不对。向你反映吧，又好像是在背后挑拨什么——最近李娟她经常回来得很晚，有一次都锁门了她才回来，第二天不少住客因为她半夜敲门有意见。现在对那方面查得可严了，你得给你姐们儿提个醒……如果又出姚芸那样的事，我们这家旅馆可能就会上有关方面的黑名单了……”

　　我记不清自己说话了没有。也许，什么都没说。老板娘啥时候走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呆坐在椅子上，如同全身几处被点穴了，想再躺到床上去，却动弹不得。那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头脑里一片空白”，“血脉贲张”又是何意。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经过的清脆响声，听到了一个男人不是好动静的成心的干咳声。

　　门一开，李娟回来了。她穿一件会所发给她的墨绿底子、印有粉红色小花的旗袍，将她的手臂和双腿衬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认，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脸上化了淡妆。我第一次看到化了妆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她挺善于化妆，脂粉使她的鹅蛋脸多了几分妩媚。她做过了发型，一头乌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多半绾于头顶，少半垂于两颊。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红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间凝固了；又似乎，随即开始倒流，一股股热血直冲脑门儿……

　　李娟见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

　　她高兴地说：“回来啦？”

　　她是真的挺高兴的，这我看得出来。

　　我不理她，冷冷地瞪着她。

　　“谁惹你生气了？来，让姐拥抱一下，消消气儿。”

　　她说着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

　　我闻到一股酒气，双手使劲儿一推，将她推得倒退数步，坐到了她的床边儿。

　　“我又没招惹你，干吗把火儿撒到我身上啊！”

　　她非但没生气，竟又笑了一下；接着，拉开她的小挎包，将里边的东西往她的床上兜底儿一倒，于是我看到一床钞票，还有一只老板们喜欢戴的大盘面儿手表。

　　“对不起了哈，哄你虽然很重要，那我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儿再哄你。”

　　她一边说，一边点数钞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一千元。

　　我默默地看着她打开拉杆箱，从夹层取出钱包，将点数过的钱放入钱包，再将钱包塞回夹层。她拿着那块表欣赏了一会儿，也塞入了夹层……

　　她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儿”后，脱下高跟鞋，像东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盘腿大坐，一边揉脚一边说：“现在讲讲吧，受了什么委屈，生那么大气？”

　　我问：“高跟鞋哪儿来的？”

　　她说：“你又没喝酒，怎么问醉话？买的呗，还会是偷的呀？”

　　我说：“你穿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一个人。”

　　她问：“谁？”

　　我说：“姚芸。”

　　她又问：“姚芸是谁？”

　　我说：“一个女的，也在这儿住过，某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

　　她翻了翻白眼，还问：“为什么？”

　　我恶狠狠地说：“卖身。”其实我想说“卖淫”来着。

　　这么说时，我觉得很罪过，一个劲儿在心里请求宽恕。

　　“说什么呢？太过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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