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25)_梁晓声

二五

　　▼第六章

　　二〇〇二年，深圳已是中国的一片热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从深圳发散向全国的。

　　贵州依然是一个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省份。在“贵师”这样的大学，当年学子们议论毕业打算时，经常谈到的往往是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向往之的，却也明知门槛甚高，立足极难。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机会又多，是不少学生毕业去向的首选。

　　但如果我没有面临种种人生变故，实际上不会去往深圳。我但是恋家图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地达意顺遂，又何必远走他乡呢？可是变故既生，我就唯愿遁往远地热土。

　　我在深圳的第一个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将十余万现金存上，只留一笔生活费，并将存折缝于衬衣的前襟。给校办写了封信，声明退学，理由是“厌学”。这一理由明显有损我的形象，却无须为了自圆其说挖空心思编织“故事”。给一名室友写了封信，拜托她将我的信件转给我。去往市里，在一家价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

　　最后一件事做起来较有难度，就是告诉养父我的行踪。我与养父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本想也给他写封信的，又怕万一他收不到，却又先接到校方的问询电话，着急上火。

　　“为什么啊婉之？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啊？难道养父就不是父亲了吗？二十年的亲密无间，在你那儿就一钱不值了吗？……”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电话打到家里，养父竟然在电话那端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我也泪涟涟，说了些请他宽恕，请他放心，感激养育之恩，我只不过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牵挂之类的话……

　　放下电话，小旅店外忽然响起了歌声：

　　擦干泪，不要怕，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外边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幸有海风阵阵，深圳的热也不是我这个贵州人多么难以适应的。

　　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有音响播放的歌声忽然响起。录放机都是“水货”，较内地便宜不少，所播也多是港台歌星唱的歌。连小发廊门外也会摆着音箱。如果一条街上有几家店铺，门外都摆音箱，那么大家会自觉地都把声音调小，各听各的，互不干扰。如果只有一家店铺，则会将声音放得挺大。

　　当年深圳的人口还不是太多。工地却较多，劳动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边，市内反而显得冷清，行人甚少。热也是行人少的另一个原因。歌声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着歌声而去，不管什么店铺，必会发现一家——里边必开空调。

　　那时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为主，青年居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歌声可解乡愁。

　　到了晚上，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哪儿哪儿都是大排档，可用“灯红酒绿”来形容。斯时歌星的歌声业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开始登场，不施粉墨也大抵并不易装，身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服一个个手持麦克引吭高歌，往往还互相飙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住的旅店就在这么热闹的地段。“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怕静悄悄的夜晚。何况，比起来，那家旅店最便宜。我对钱的概念特模糊，虽然知道十余万算一笔不少的钱，但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预测的“坎”或会始料不及地迎头出现，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能省则省的花钱原则。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远离市区的工地上。我没大学文凭，找不到“白领”那种出入写字楼的工作。我也不愿做“看店女郎”，那类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还得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是我难以接受的。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长……

　　我与一处工地的食堂签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我的工作是帮厨。“帮厨”的意思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做什么，每月工资两千五，据说是比内地一般体力劳动者高出一千多元。表现得好，年底有奖金。

　　一想到自己以后能够每月挣两千五百元钱了，我在合同上签名时激动得心跳手抖。

　　大厨是位姓刘的河南人，六十来岁了，我们三个姑娘都叫他“刘大爷”。他家在农村，本人曾是国营大厂食堂的炊事班长。厂里不景气，拖欠工资是常事，他一气之下提前退休，已来深圳多年，仍干本行，常说自己算得上是“闯荡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厨是他小儿子刘柱，我们都叫他柱子哥，长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车轴汉子类型。他跟随父亲也来深圳多年了，大锅厨事上的能力挺拿得起，自称“面点王”。

　　当年的深圳，事涉劳资关系时兴承包。他们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处食堂，负责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施工队的一日三餐。另外两个姑娘——一个来自东北农村，叫李娟，比我大一岁，为人实在，泼辣有正义感，不怕事，敢做敢当。一个不知是哪省人，叫郝倩倩，身材娇小，天生卷发，细眉俊眼，有股子妩媚劲儿。她有时说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时说自己是湖北人，有时又说小时候是在浙江乡下外婆家度过的，十五岁后跟随父母成了城市人。问她那是什么市，她又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们三个，她年龄最大，比李娟长一岁。但论谁是三人中的主心骨，却不是她。她颇有心计，凡事既怕卷入是非，也怕吃亏。事不关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说我年龄最小，那时的我也毫无胆识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与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种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与她成为朋友的愿望，她就会视你为友，而且还感动于你看得起她。

　　我们三个的主心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李娟。遇到什么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该怎么做，我和倩倩都会配合。她并不是女“二杆子”，她胆大心细，有勇也有谋。

　　刘氏父子与工地总后勤部签了承包合同，我们与他们父子也签了劳动合同，劳资关系上属于那父子俩的雇工。工地上有几处这种性质的食堂，互比服务优劣。服务于许多人的吃喝这事，若几处食堂共存，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刘氏父子好强，我们所服务的那一百几十号人挺满意，总后勤部经常表扬我们，还向我们颁过奖旗。当然，那种表扬也使刘氏父子很受累，我们跟着受累。但总比经常受到敲打好，何况年底还有奖金，人人都有份儿的奖金。

　　工地上的劳动者都住在二层的活动房里，三分之一是工程兵，多数是各地农村的打工青年。十几排活动房是工地一景，五六百名小伙子的身影使工地从早到晚都充满生气。活动板房不够住，又出现了十几顶帐篷。

　　我们三姐妹和刘氏父子既没住在活动房里，也没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一辆废弃的两厢卡车上。总后勤部的人说主要是为了我们三个姑娘的安全。如果让我们与些个年轻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万一出点儿意外他们承担不起后果。再者，我们不方便，小伙子们也不方便。

　　那卡车虽然废弃了，但装上了新的帆布篷，有对开的小纱窗。厢尾的帘子白天可以朝两边挂起，晚上可以从内部系严。

　　刘氏父子很有风格，没我时，让李娟和倩倩睡前边的车厢，他们父子睡后边的车厢。前边的长些，后边的短些。

　　我报到那天，倩倩有点儿不愿腾地方，说哪里睡得开三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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