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8)_梁晓声

八

　　▼第三章

　　玉县曾经两易其名——明代时它叫过侑县。县志记载，历任县令以好客闻名，上行下效，百姓遂以好客为荣，于是菜酒业受益，然而世风却日渐轻佻了。其实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地处偏僻的山坳之间，好客是多么正常的人性表现！所谓世风怎样，也许只不过是不喜欢“侑”这个字的人的借口。清中期的时候，某任县令上奏朝廷，力陈应将“侑县”更名为“郁县”的好处。皇上认为他言之有理，批准了。改为郁县之后，茶酒业并未因而衰弱，好处却明显地产生了，便是从官到民，不仅在乎经济，也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书达理的人多了，此后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

　　郁县先人们的大遗憾是不曾出过进士。但他们当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总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当于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偏僻的山里的一个小小县城，那确实是殊荣。因为秀才、举人，包括进士，说到底都是一考定终生的事。孝廉却需要民选的参与，一级比一级审得严。最后一关是，皇上要亲阅事迹材料的。倘若钦定的“孝廉”名不副实，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

　　解放后某年，全国对省、市、县之名进行了一次统改，“郁县”又在那一次更名为“玉县”了。这是因为，“郁”字虽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郁乎其文”、郁郁葱葱；但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如忧郁、郁闷——而改成玉县，那就将经济、教育、文化、官风、民风，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纳在内了。改为玉县以后，玉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玉县也出了几位开国将军和副部以上干部了。

　　一九八二年的玉县有六七万人口，这是专指县城内人口，不包括神仙顶这样的周边山里的农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临江。江叫镜江，常年处在流缓波平的状态。绝不是一条徒有其名的江，挺宽挺深的。江的中航线能行两层的轮船，乘轮船半日后可到达下游的一个地级市，叫临江市。从临江乘列车，十几小时后就到贵阳了。

　　玉县拥有风景旑旎的山光水色。

　　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静妤，那年三十七岁。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两岁，他们当时没孩子。

　　方静妤那一门方氏家族，在玉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望族。这一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举人、一位进士，秀才之多更不必说了。还出过一任玉县县令，县志上记载他政绩可嘉，遗留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之好，属于勤政亲民、两袖清风的一位县官。还出过两位孝廉——全县一百五十几年间就出过三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两位！以上种种，使方氏家族在县志上占有重要篇章，在前几代玉县人的记忆之中也笼罩着经久不褪的光环。

　　近代以来，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方静妤的祖父辈中，有人或与那时的黄炎培、陶行知、宴阳初见过面，交流过“教育救国”的心得，或书信往来频频。

　　他们对玉县的最大贡献，便是使玉县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资创办的护士学校，简称玉县护校。直至一九八二年，玉县护校在全省仍颇著名。它培养出的护士不仅仅是护士，同时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接生水平。方静妤的祖上们创建这一所护校，当初也是因为考察到了周边山里的农村婴儿出生的存活率甚低，急苍生之所急。她的父亲多年担任护校校长，母亲则是终身教师。由她父母接生的玉县人及山里的人，夸张点儿说，几乎可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方静妤十九岁从护校毕业后，既在学校当老师，又常年进山义诊，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

　　一九八二年，方静妤已是护校校长。

　　孟子思是“文革”中贵州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不久由于参与了反“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次劳改劳动中突发隐病，昏厥于地，幸亏方静妤到山区义诊经过那里，及时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俩暗中相爱；“文革”刚一结束，如愿以偿结为夫妻。一九八二年，适逢中央推行“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方针，孟子思遂成为临江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他每星期起码回玉县一次，与妻子团聚。工作一旦忙起来，十天半月才与妻子见上一面也是常事。他是副地市级干部，玉县是处级县，他如果提出调到玉县，组织上无法安排，况且临江市也不会放他。他知道组织上会感到为难，就几次打消了调到玉县的念头。

　　与妻商议时，妻子也坚决反对。毕竟，临江市的平台大些，对他的个人前途有利无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幸跻身政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仅仅是个人希望怎样的事了。方静妤调往临江却容易多了，只要她愿意，玉县和临江市的组织部门都乐于成全，一纸调令而已。但她不愿调往临江。她对护校的感情太深。她的祖父是玉县民盟的创建者；她父亲“文革”前一直是玉县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号人物”。一九八二年的方静妤，也成为玉县民盟的主委了，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她对身兼什么官职并不在乎，但玉县的民盟组织在“文革”中受创严重，一九八二年时刚刚“起死回生”——玉县民盟也等于方氏家族留给玉县的宝贵遗产，她这位家族正脉的唯一“女掌门人”，不可能不心怀一份责任，使之重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

　　好在，方静妤也罢，孟子思也罢，都是事业型的人，对于两地之爱，倒也极为适应。由适应而习惯，由习惯而挺享受，反而爱得美哉悦哉，其乐陶陶。一九八二年那时，中国两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对于中国人，那似乎不是什么大不幸。

　　方静妤对于我父母将我遗弃在她家，所持的是一种不予苛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正中下怀、乐于接受的态度。

　　因为不但她已记住了我父母的脸，别人也记住了，以她的人脉和关系网，若想找到我父母，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但她似乎根本不打算那么做。

　　她对那位邻家阿婆说：“等三个月再做决定吧。如果那夫妇俩后悔了，自会来认这孩子。他们不来的话，证明他们是铁了心要遗弃这孩子的。既然那样，找到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三个月内，我父母没再出现。

　　她说：“多等三个月吧。”

　　又过去了三个月，我父母还没出现。

　　而我，由“人之初，肉一团”一晃长到了半岁。“肉一团”的我也罢，半岁的我也罢，对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完全没有“自己意见”可言的，只能任人弃或留。但我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了，而且喜欢笑。我被照料得特别周到——一位堪称育儿专家的护校女校长和一位尽职尽责，在我之前替别人家带大过数个小孩子的老阿婆“精诚合作”，能照料不好我吗？对我的营养供给也很多样，应有尽有，别提多么全面。可以这样说，在当年，在全玉县，能受到我那种悉心照料的小孩，肯定少之又少。这显然是我爱笑的大前提。我在人世间最初熟悉的脸不是我父母的，而是方静妤和那位阿婆的。虽然这两位女性的年龄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脸上似乎都焕发着使我觉得被爱的光。我不骗你们，半岁的我已经能从人的脸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爱了。这两个女人的怀抱，是我觉得最温暖、最舒服，也最安全的地方。我一看着她们的脸就会笑起来，那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悦的笑。是的，那么小的我，我想我已经开始无师自通地“学会”取悦于爱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说不清楚。大概不会吧？谁知道呢。不论她俩谁抱起我，我都会很快就入睡了。

　　后来，我叫那位阿婆于姥姥，因为她姓于。

　　她曾对我说：“你小时候笑起来可招人爱了，你妈一看着你笑的模样，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来。你小时候也没怎么哭过，就哭过两三次，每次就哭几声。”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被父母遗弃的事，但已经听过一些关于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运啊，从小被两位天使般的女人爱着，太没理由哭了啊。

　　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妤的户口上了，我前边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俩的女儿，于是，他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

　　二十六年后，我对我的出生相当困惑——因为，我不能确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给了我生命，还是我的养母给了我生命。当时，如果不是养母及时出现，在她家中，在她的床上凭着丰富的接生经验将我接生下来，我也许生下来的同时也就死掉了，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后来知道，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专业的说法是“横胎”。接生“横胎”几乎所有妇产科医生都会“头大”，最保险的方法是剖腹产；而当时实行剖腹产是不可能的——我的“校长妈妈”是担着极大风险把我接生下来的。她当时觉得为了拯救大小两条性命，冒那种风险是值得的。如此说来，是不是也等于我的养母给了我一条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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