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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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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姐怼了她一句:“别做梦!难怪别人背地里说你傻,兵哥哥能娶一个神仙顶的姑娘吗?全中国别处的姑娘都嫁人了吗?” 她俩正这么说着呢,降落伞朝我们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来。那伞兵并不愿落在农民的水稻田里,她俩都看出来了;他努力改变方向,但降落伞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们何家的稻田里。并且,降落伞将我的两个姐姐和伞兵罩在了一起。伞兵首先摆脱了降落伞的纠缠,尽管他的一只脚在着陆时严重扭伤,仍帮我的两个姐姐从伞下钻了出来。 二十六年后,我二姐对我说:“其实我愿意被降落伞多罩住一会儿。” 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进行姐妹之间的聊天——关于那天,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的事,主要是我二姐告诉我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像在轿子里。” 我问什么轿? 她说:“当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轿啦。” 接下来的事就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伞兵,不,应该说是“伞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导我大姐怎么样再怎么样,顺利地将降落伞收拢,卷起。 我二姐还说那伞兵哥哥很帅。 他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直接从天上掉在我两个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提起来就兴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辈子再没遇到过那么开心的事”。 而对于我大姐,却是不幸之事——但那“伞兵哥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毫不知情。 我二姐带着老支书何广泰和几个男人跑回来了,他们就近将伞兵哥哥用门板抬到了我们家。 我父亲何永旺是神仙顶的农民,我母亲何花也是。神仙顶姓何的人家最多,许多人家的父母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婚配属于亲上加亲。孩子出生后,不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反正都姓何。好处是夫妻关系都比较和睦,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太聪明,像我二姐。 我大姐是个例外。 据老辈人讲,清末时期,省城有一姓何的大户人家,由于家中出了“乱党”领袖,当家的唯恐遭到灭门之灾,带着家人和一批男女婢仆连夜逃入深山,落户于神仙顶。而神仙顶的杂姓人家,大抵是当年跟随主子逃到神仙顶的婢仆们的后代。 我二姐曾说:“咱家姓何,证明咱们姐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统。” 我二姐这么说时,正在洗鸡肠子。当年,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村人家杀鸡后是舍不得将肠子扔掉的,会以各种方法做来吃了。但洗鸡肠子是很麻烦的事,那么细,先得一段段的先剖开,那样才能洗干净。而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赵凯,正在洗一块豆腐。豆腐是为了招待我,前一天从山下的集上买的。天热,怕隔夜就坏,买回来就埋在灶灰里了。灶坑里的新灰被农村人认为是绝对干净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时谁将自己弄出了红伤,若身边没药,也会赶紧抓一把灶灰捂在伤口上,先把血止住。 那时已经是二〇〇八年了,我二姐四十一岁,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赵凯的姐姐赵俊,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我二姐和赵俊已经在各地打工多年,她们是因为我从深圳回到神仙顶看望我父亲,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与我团聚的。 我没想到二姐竟会忽然说那么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赵俊也没想到,抬起头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她妈。她盯着她妈的脸看了几秒钟,缓缓将头转向我,目光似乎在问——小姨,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哪儿知道我二姐那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也不是不明白,她那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无非就是我们何家的血统还是挺不错的。话里有几分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几分弦外之音。 赵俊不明白的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 而我,因为头脑中已经形成我二姐的智商从小就偏低这么一种认知,所以断定她说话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有什么弦外之音的程度,遂觉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内心独白,忽然脱口而出罢了。 我二姐说完,继续仔仔细细地搓洗鸡肠子,仿佛自己根本没说过什么话。 二〇〇八年,二十六岁的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月的工资已经七千多,是我们三姐妹中唯一有出息了的人,是唯一对我们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贫能力的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的所有亲人——也包括我的两个姐夫,都对我刮目相看。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我二姐不会在我面前反复搓洗鸡肠子。在我看来,她已经将鸡肠子洗得够干净的了。 我没接二姐的话。 我因为她说出那么一句莫明其妙的话,对她的智商更加怜悯。同时,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与血统近似的词,那就是“宿命”。于是我也联想到了我大姐的“宿命”,联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从中来。 但我表情如常。 我已经习惯并且善于在亲人面前隐藏内心的种种忧伤和忧虑了。我必须那样,因为我在亲人们眼里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亲人们从我脸上看出了忧伤和忧虑,他们会恓惶起来的。 我也没对赵俊和赵凯说什么。 我能对两个晚辈说什么呢? 我只是笑了笑,什么都不说,内心里忧伤着我自己的忧伤。 赵俊的手机忽然响了。她离开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机去了…… 一九八二年的神仙顶还没通电,也没通电话。一九八二年在中国那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在山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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