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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他那篇自信将会震惊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伟大小说,是没心思接着创作下去了。白天只有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书、看报、看电视、听音乐,百无聊赖地消磨着漫长、闷热而又无所事事的时间。或者干脆就坐在那儿打盹。由于尾巴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是没法儿往沙发上坐的。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尾巴可以顺到沙发底下去。他的鳄鱼尾巴,每天都分泌出一层脏兮兮的粘液,而且散发着腥臭。每天晚上临睡前,夫人都必得将一大盆水端至他的尾巴旁,用刷子沾着兑了“活力28”的水,细细地替他从尾巴根儿一直刷到尾巴梢儿。每一个褶儿都得刷刷。刷不到可不行。刷不干净也不行。天热啊,怕生蛆呀。而且,还得用牙签,在靠了放大镜的观察之下,用牙签儿拨出那些褶里的寄生虫。老苗替夫人洗了几十年脚。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这乃是在“作协”人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现在,巨鳄的尾巴,终于是为老苗讨回了一点儿公道。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是对于老苗的夫人,每天晚上替丈夫清洗一次尾巴,又是多么麻烦多么委屈的事儿啊!可她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孔雀尾巴免招上寄生虫,为了家庭卫生,也不得不尽此职责啊!

  所幸他们的孙子长的是仅次于“极品级”的尾巴——漂亮的金鱼尾巴。倘若长的是恐龙尾巴,他家的问题就难解决了。

  有一个长金鱼尾巴的孙子,给两口子带来了许多史无前例的操心。孩子自己活得也够累的。每天得比别的孩子早起半个小时,蹲坐于盆,将漂亮的金鱼尾巴在水里泡透。想啊,金鱼尾巴,那是多么娇贵的尾巴呀!几个小时不沾水,不就干了么?不就抽缩了么?而抽缩了,不就不漂亮反而难看了么?干了不就脆了么?跪了不就容易破损了么?破损了那又将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哇!关系到孩子将来的择业择偶哇!会误了甚至毁了孩子的一生啊!所以呢,老苗的夫人,为孙子买了一个可以背在背上的塑料扁桶。老苗亲自动手,将那桶接了一根软管儿,软管儿的另一端安了一个莲芯喷头,并且配置上了压力系统。相比之下,那装满水的桶比一个小学生的书包沉几倍。每天那可怜的孩子背着桶拎着书包去上学。课间自己想着给自己的尾巴喷次水,以确保他那漂亮的娇贵的金鱼尾巴的起码湿度。那孩子却并不觉得自己可怜。他的金鱼尾巴是全校独一无二的,他无比珍视。老师校长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一定要爱护自己在全校独一无二的金鱼尾巴。因为不久将要举行一次全市小学生的“评尾大赛”,校方指望他的金鱼尾巴拿高分儿。老师也指望他为班级争光。而他荣誉感极强,爱护尾巴远超过爱护眼睛……

  9

  市委领导非常通情达理,认为老苗在申请报告中摆出的困难是实事求是的,应予以解决。当天就批了。

  “作协”的一幢新宿舍楼就矗立在老宿舍楼对面,十层。“作协”出的地皮,某外商投的资,对半拥有。但当初合同上写的清楚———一层归外商。十层归“作协”。之间八层,“作协”占二、四、六、八层,外商占三、五、七、九层。外商之所以坚持一层的拥有权,寸尺不让,无非因为是在黄金地段,可以开商场。

  老苗的申请报告,经市委批示后,第三天就经“作协”机关办公室转到了我手里。因为我是此次“分房委员会”主任。因为全“作协”只我一人此次既不参予分房竞赛也未提出调房要求。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明知这将是我的不幸,也明知我将分配的乃是“最后一块蛋糕”,一场“刺刀见红”的激战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但众望归于我这唯一的局外人,我也只得任由怀着各种心理的人们一致地将我推上“绞刑架”,为莫须有的公正而大义凛然地“献身”一把。

  当天下午我接到了老苗的电话。电话响时我正在搓洗我的耗子尾巴。不经意间我的耗子尾巴生了跳蚤。跳蚤们当然是不情愿只固守着尾巴的。那几天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被咬得浑身一片片的红疙瘩。

  老苗在电话里问我收到他的申请报告没有。

  我一手拎着湿漉漉的几圈儿尾巴,一手握着听筒回答收到了,也看过了。

  他又问上边有市委领导的批示么?都哪几位领导批示了?怎么批示的?

  我就告诉他市委正副书记都批示了。宣传部长也批示了。顶数曲副书记的批示有人情味儿,并将曲副书记的批示逐字逐句背给他听。

  其实我清楚,他是明知故问。一切小邵能不详详细细地透露给他么?

  那你打算怎么落实呀?——这老家伙,显然是在仗着市委的批示压我。那种口吻仿佛是一位督办似的。

  我说:“老苗哇,我有难处啊!和外商的合同,当时不是你亲自签的么?如果人家硬是不予同情,坚持按合同办事的话,我也就爱莫能助了!我变不出一套一层的三居室哇!”

  老苗说:“你来一下。就算我求你,立刻到我家来一下。有些情况,咱俩得通通气儿。你了解了情况,你就有办法对付那份合同了!”

  我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到我这儿来一下!”

  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沉重地叹了口气,以英雄志短的语调说:“当然喽,按理我应该前去巴结你才对。还要带份儿厚礼。可你也太不体恤我了吧?我拖着尾巴到你那儿去一次,一往一返,是件容易的事嘛!”

  我设身处地一想,他也的确有他的难处。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几位市委领导的批示,我不能太摆分房委员会主任的架子。我这主任是临时,他那主席却是市委任命的。房子一分完,我不还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么?他若记仇了,给我小鞋儿穿,那以后也是够我受的。

  放下电话,我就赶紧用电吹风吹干我的尾巴……

  到他家里,见他老婆正在替他刷洗尾巴。

  我在沙发上坐定后,没话儿找话儿地说:“怎么大天白日的,就让嫂子为你这么效劳哇?”

  他夫人撤了撇嘴说:“还不是怕那股腥臭味熏得你坐不久么!”

  我说:“这你们就多虑了。我哪儿敢嫌苗主席的尾巴有味儿呀!”

  老苗说:“你别听她的!咱俩是什么关系?你成为咱们‘作协’的驻会作家,不是我当时爱才心切,力排众议,硬把你拉进来的么?冲这层特殊关系,我也相信你不至于嫌我的尾巴有味儿!”

  列位,你们听听,这不是在转弯抹角儿地向我卖好儿么?这不等于是在暗示我,如果我这个分房委员会主任不成全他的调房愿望,就是忘恩负义的天字第一号的小人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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