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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一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

  很显然,周蓉、秉义和秉昆都并未顺水推舟。

  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如梦幻仙境。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妆,花费肯定也不少。

  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挑剔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依,越来越难了。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齐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

  晓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蓉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昆也溜到书房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任务。

  郑娟说:“儿子,坐妈这儿。”

  周聪就起身坐到长沙发上。

  郑娟说:“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郑娟说:“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周聪抗议道:“妈!我得记东西呢。”

  郑娟说:“先别记。”

  周聪无奈,只得伸给妈妈一只手。

  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她将头往儿子的宽肩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得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没了,大多数人家都像她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她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变化,也带给了她空前的幸福。她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她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她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惨,要么很悲壮。

  她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她是狄更斯,那么,她的《双城记》将会如此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

  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她是标本式的好观众。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为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有五个人,空间显得小了点儿,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

  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蓉立刻上了床。冬梅背垫枕头,周蓉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

  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

  晓光和秉昆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

  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

  晓光问:“可不可以吸烟?”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己说:“对你例外。”

  秉昆便离开卧室,带回个小盘放在矮桌上,接着将窗子开了道缝。

  秉义说:“把门关上。”

  周蓉说:“对,让他们娘儿俩听到不好。”

  秉昆关上门,刚坐下,周蓉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

  秉昆说:“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讲。”

  秉义说:“嘱咐得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仍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地改革,恐怕就病入膏盲了。”晓光吸了几口烟后,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冬梅频频点头。

  晓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提名道姓,历数他们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

  接着,他总结说:“‘夜里演戏叫作旦,叫作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赵朴初先生‘文革’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周蓉替晓光说:“他经常在网上‘翻墙’,看外媒报道。”

  晓光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秉义说:“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中国还可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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