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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三


  不久,老两口子又去往了“新马泰”,从“新马泰”直接去了韩国和日本——那些地方冬梅的朋友更多。她在大学时,曾代表本校兼任过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除了日本和新加坡,另外三个国家她退休前多次去过。秉义沾妻子的光,所到之处被浓浓的友谊包围着。

  欧洲之行则不一样了。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太多,郝冬梅事先从网上联系到了几位移民欧洲的中学同学。当年的中学同学多是高干子女,无论后来上过没上过大学,如今基本上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有的在国内挣钱挣腻歪了,干脆到国外过起随手花钱、懒得再挣的潇洒日子,同时免费呼吸新鲜空气。有的觉得天天呼吸优质空气,不干点儿什么太对不起生命,于是继续国内国外来来往往地做五花八门的生意。有的生意似乎还保密,讳莫如深。与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相比,一位从老处长职位上退休的同类太匪夷所思了。冬梅和秉义暗中约定,恪守不闻不问原则,见面只说喜乐事、吉祥话。

  “据我们所知,‘文革’后你母亲又活了好多年啊!”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如此惨淡呢?”

  “你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不在意,你妈也没在意过吗?”

  他们都对冬梅表示同情甚至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接待不惜破费,时时处处体现高规格。因为曾是同类,虽然四十多年没有往来,但他们对她的真诚、热情友好和亲密还是远在一般同事和朋友之上。仿佛同一个窝里长大的猫鼬,一经确认,便毫不见外,根本没有沟通障碍。也正因为毫不见外,交谈起来都是那么的坦率。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心态却很年轻,他们说移民的好处之一,那就是在异国他乡,只要经常想着自己是人就够了,而不必想着在别人眼里自己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们经常谈起和怀念她,因为她与他们失去联系最久,更因为她当年曾是他们中最善解人意的可人儿。他们都依稀记得,当年她是卫生小组长,无论哪位同学以何种理由请假,她都会痛痛快快地答应,结果经常只剩下她自己在放学后打扫教室,并且让全班照样得卫生评比小红花。

  “冬梅,你当年真是可爱死了!”

  “冬梅,你还记得不,当年我怕种牛痘,一个人躲起来哭,你就挽起另一只胳膊的袖子,要替我挨第二刀。老师发现了,狠狠训了你一通!”

  “冬梅,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只管开口啊,咱们之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当代都市人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些话了。

  秉义看得出来,那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会啊?起码也该是副部级吧?是你们自己什么地方没搞明白吧?”

  对于周秉义做了二十多年正厅级干部,他们都觉得很难理解。

  对于周秉义曾是光字片人家的儿子,他们的好奇心更大。

  “听说,你们那片农村小脚老太太可多了。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门口都坐一个叼一米多长烟锅的老太太,真的吗?”

  秉义就微笑着说:“有那种情形,因为光字片人家成为城市人的年头都很有限,但一米多长烟锅显然夸张了,长是长,没那么长。”

  “你们昨天不是问我人生的亮点是什么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人生的亮点就是和秉义做成了夫妻。”怕他们再问出什么让丈夫尴尬的话,郝冬梅及时将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他们都很爱听她与周秉义的恋爱往事。

  “早知道会这么麻烦别人,还不如事先不联系人家。”秉义私下里对冬梅说。

  冬梅说:“咱们这不是来欧洲吗,还不是为了省点儿钱!”

  他们连回国机票都替他俩预订好了,头等舱,坚决不要他俩出钱。

  冬梅歉意地说:“亲爱的,对不起了啊。”

  秉义明知故问:“何出此言呢?”

  她说:“他们的某些话你肯定不爱听,其实我也不爱听,可一不小心成了贵客,必须多担待啊。”

  秉义笑道:“什么担待不担待的,你想多了。人家今天这个当导游明天那个当导游的,什么事都不必咱俩操心,不辞辛苦,陪咱俩看了多少地方啊!没有他们接待,咱们的旅游哪会这么省钱,这么放松,你一定要多多表示谢意才对。”

  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我一再表示过啦。他们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些人,除了做起生意来另当别论,平时对人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比国内大多数人还要单纯,见了国内来的朋友也真的亲,不是装的。何况我对他们不仅是朋友,也是发小啊!”冬梅说。

  在周秉义看来,妻子对发小们的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他虽然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有妻子与他们那一层近乎血亲的关系存在,他们对他也是相当友善。那是一种不无优越感又比较愉快的接受。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一位是他们同类的妻子的陪同,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在官场上走运的底层人家的儿子罢了。实际上,他并不能完全融入他们中间去。在他与他们之间,他无须多么敏感就能感觉到,有一层无形的屏障始终阻隔着。他并不试图穿过那一层无形的屏障,而宁愿隔着屏障接受他们的友好,表达他的愉快和谢意。

  总体而言,周秉义的欧洲之旅是欢悦的。他对妻子说,回想起来,他一生的美好时期无非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初中到高中时期(到“文革”前),兵团知青时期,再就是退休后与妻子出外旅游的日子。他说,虽然自己从小学起就是光字片家长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但因为毕竟年龄小,并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中学以后,他感觉就不一样了,渐渐觉得自己头上有光环了,那光环让男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也让他在女同学心目中特别有吸引力。那是荣誉感和虚荣心都获得极大满足的时期。成为兵团知青后,他没想到“文革”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光环,下乡后居然仍起作用,竟能得到兵团各级首长们的赏识与器重。那是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知青中的影响力,千方百计为知青们做好事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体会到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快慰。当然也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享受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听他这么说,郝冬梅感动得热泪盈眶。

  “冬梅啊,旅游太好了!境外游更好!有你陪着我旅游,好上加好!我原以为,从电视中看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可以了,何必身临其境?事实证明,我错了。将来,你也要陪我共同回忆咱们的旅游时光啊!”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郝冬梅的旅游提议和苦心安排,换来了周秉义的好感受,她激动得偎依在他怀里哭了。

  周秉义两口子享受着旅游的快乐时,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俩却都遇到了意外之事。

  周蓉面对的事与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却与蔡晓光有关系——关铃闪婚嫁人了。嫁的是一位英国人,比她大三岁,名叫罗伦佐,一位开名牌鞋店的商人。她要举行告别宴会,蔡晓光接到了她亲自打来的电话。

  蔡晓光请示周蓉:“这我不去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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