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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〇


  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曲秀贞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她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

  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德宝说:“当年五十三四岁,这都十四五年过去了,快七十岁了吧。”

  国庆说:“那就真是老太太了。”

  秉昆说:“是啊,咱们不都也往四十奔了嘛。”

  国庆奇怪地又问:“秉昆、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那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可我和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找我说这事干什么?”

  秉昆说:“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俩不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过她家一次嘛。”

  国庆想了想说:“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啊!赶超咱俩都没跟那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

  赶超说:“那倒是。”

  秉昆说:“后来我和德宝也没见过她。”

  德宝说:“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还在酱油厂,这十四五年里,有些人一听我说认识老太太,忍不住当我面骂她。她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老人不多了,新人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去。如果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老太太一定会挺伤心的。”

  在白笑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

  向桂芳说:“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白笑川说:“我自己去不好吧?”

  向桂芳说:“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曲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白笑川说:“咱们要去追悼的是她丈夫,不是她。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并非一个系统的干部。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她丈夫一生从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人士。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向桂芳说:“多我不多,少我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白笑川说:“你看你,怎么又和虚伪二字扯一块儿了呢?如果你原谅她是真心实意,那么你和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可如果你对她只不过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吗?”

  向桂芳被他的话气哭了。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她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笑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地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和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啦!”向桂芳哭哭啼啼说完,起身到卧室里去了。

  白笑川愣了愣,随即跟进卧室搂着她的肩,温柔地哄道:“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些话是不能图一时痛快张口就说的,会伤了夫妇感情。别哭了,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了,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

  第二天早上,白笑川还没醒呢,夫人把他轻轻推醒了。

  他问:“我打呼噜了?”

  她说:“我想通了,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他问:“怎么就想通了?”

  她说:“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想通了好,想通了就多睡会儿。”白笑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怀中。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

  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

  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去了。

  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极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

  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

  酱油厂没送花圈。

  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她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她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她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她的感情来了。

  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周秉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

  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保安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秉昆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

  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

  他们只得公推秉昆。

  保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秉昆只得说是酱油厂的。

  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

  秉昆只得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

  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去通知老太太了。

  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为之一褪,要见他们。于是,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老太太正与什么领导在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坐在贵宾室的人物郑重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她竟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她把秉昆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

  秉昆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呀。”

  她说:“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啊。”

  她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她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她的珍贵友谊。

  那时,与其说秉昆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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