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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秉昆大声说出了他们三个的名字。

  “水英妈”居高临下,也大声对两个男人说:“听清楚了吧?那就滚。”说完,她开了家门,对三个青年一摆头。

  三个青年以往来过莫斯科兵营这一带。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最,但没进入过。“水英妈”一家暂住的地方显然经常修缮,既没沉陷,也没歪斜,台阶完整,连小院子的栅栏板都一块不缺。尽管是在晚上,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

  三个青年一进门,就领略到了什么叫高贵的生活。他们此前从没进过一户需要在门口换拖鞋的人家,虽然换上的是很旧的革面拖鞋,但那也让他们觉得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青年似的。

  “水英妈”引领他们进入餐厅。餐厅二十来米,可供七八个人用餐的圆桌上铺着白色的塑料桌布。椅面是皮的,椅背是雕边的,窗台有两尺宽,双层窗帘——里层是半透亮钩花的,外层是紫色天鹅绒的。

  “水英妈”说:“你们先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她说罢离去,将门掩上。

  德宝小声说:“快,趁这会儿都别穿着拖鞋了,让咱们下里巴人的脚充分享受享受地毯。”

  原来桌下有地毯。

  于是,三个青年都把脚直接放在地毯上,以近乎诗意的心情感觉着地毯的厚软与温暖。

  目光所见的一切,让他们眼界大开。

  秉昆忧郁地说:“进到这样的房子里,我的心情一点儿都不好。”

  他想到了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郑娟的家和比光字片更差的太平胡同里的家家户户。

  德宝心理极不平衡地说:“这餐厅比我家还大。我曾经的希望就是捡漏和一个干部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不久她父亲平反了,官复原职了,帮我们小两口有了这样一个家。不像这么大这么好的也知足,时常以女婿的身份回到这样一个岳父母的家,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可你们偏逼我倒插门插到了春燕家……”

  吕川起身走到壁炉那儿,欣赏台面上的俄式座钟,钟里有只铜小鸟,随着钟摆不停地点头。

  他接着德宝的话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你就别想那好事儿了。保尔与冬妮娅又怎么样?后来不还是分道扬镳了吗?何况你也不像保尔那么对异性有吸引力。”

  秉昆反驳道:“我认为保尔与冬妮娅的遗憾完全是保尔造成的,他虽然有魅力,但也有性格方面的大问题。”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过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

  吕川溜到门口,将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秉昆与德宝招手。

  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

  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他们动员我在‘批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是,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批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批,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

  “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批林批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你呀,我也得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嘛!你在外边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槐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说出口了呢?那不好,太情绪化了。”

  “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冒火,七窍生烟!”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这个我懂,不劳你提醒,你管严自己的嘴就好。”

  ……

  “水英妈”介绍说,槐姐是她在农村老家的堂妹。他们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槐姐来照顾。槐姐做了一桌子川菜,样样好吃。

  “水英妈”老伴姓马,她让秉昆们称他老马就行。他们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他“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马伯伯”。

  老马一眼就认出了秉昆,说一直想把秉昆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两个来月就可以柱拐行走了。

  “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秉昆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她说她倒不怕,但是讨厌那些。她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念社论,更愿意的事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厂人学习社论是她的分内工作,而她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她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她那次心里有火没处发,开会前外地的两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她按他们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她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

  吕川和德宝两个也红着脸惶惶然地做了检讨,保证以后开全厂大会时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她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那么一种良好态度是必须的。

  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好,大批判文章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有益。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

  “水英妈“打断他的话,说他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儿,她讲起了三个青年咒她的事。

  老马听得哈哈大笑,承认自己也经常心里暗咒她,因为她总是三娘教子般教导他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他又强调,她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他们似的希望将她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她的最恶毒的咒愿,无非就是希望她哪一天祸从口出,被押解到哪里去接受改造了……

  “水英妈”佯怒道:“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他却笑道:“我与你划清界限,不就将那根线剪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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