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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然而,周志刚还是做了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他偷偷委托一个农民朋友在三十儿那天买了竹篓里那五斤腊肉。他与对方交往已有两三年,从骨缝里都确信对方绝不会坑害他。“大三线”单位对于国营商店同样不放心,职工食堂的粮食、蔬菜乃至酱醋之类调料基本上是特供的,定期一卡车一卡车从山外运进山里,负责押运的往往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周志刚作为工人班长敢冒受处分的危险,并不意味着他是一名漠视纪律的工人。依他想来,自己毕竟是将一背篓东西背出山去,而不是从山外背入山里,即使以纪律来论,错误的性质那也是不同的。非要处分他的话,程度也或许较轻。何况,他不是从一处工地带往另一外工地,而只不过是要带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于二十斤面粉,那没什么问题,是他用春节前省下的饭票从食堂买的。在贵州,面粉较少见,几乎只有“大三线”工人的食堂才有。因为许多工人是从东北等地来到贵州的,吃不惯当地产的双季大米,那种糙米将不少工人的胃吃伤了,面粉意味着是对他们健康的一种保障性特殊待遇。

  周志刚考虑到女儿周蓉肯定也吃不惯糙米,怕她把胃吃伤。女儿自幼胃就不好,这他是知道的。二十斤面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若能在女儿胃病犯了的时候可以做两顿疙瘩汤喝,也值得自己受一次累啊!

  肥皂和胶鞋是发的。肥皂三个月一块,胶鞋每年一双。他经常主动打扫公共浴池,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机会将别人弃之不用的肥皂“尾巴”收集起来,操成大大小小的肥皂球自己留用,那样他每年可省下两三块肥皂,以前是探家时带回去给家里用。“大三线”工人最费的是鞋,一双发下来的新鞋穿在脚上,往往不出三个月就被工地的碎石路磨烂了。工人们曾闹着要求每年多发一双胶鞋,他们的要求也被逐级向上反映过,但上级最终的答复是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尽量对“大三线”工人做出保障了,过高的要求只有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再予以考虑,于是不了了之。

  周志刚居然连胶鞋也能隔一年就省下一双——他不仅学会了补鞋,而且还跟农民学会了编草鞋。实际上工人们并不将农民叫农民,而叫山民,尽管他们确实是居住在深山里,靠耕种贫瘠的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的可耕种土地少得可怜,每当撬落山坡上的大石头,就往石头窝里撒一把菜种。有北方平原地区农村生活经历的工人们,一回忆起老家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就对贵州当地山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后者所过的普遍的贫穷生活,也使工人们总觉自己作为领导阶级,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工人们对于贫穷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较之于山民们的贫穷,他们自己的贫穷经历和家庭所面临的城市里的贫穷现状,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他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见过了种种贫穷现象,但冬季初入贵州山里时,从卡车上见一个又一个村子里跑出些三四岁到十来岁衣不遮体的男孩女孩,委实大为惊骇!惊骇甫过是心痛,不少工人一路流泪,卡车再路过村子时,不忍复见那情形,便转身背对车两旁了。那些孩子跑出村子只不过是围住卡车讨吃的,一个个面黄肌瘦骨形凸现,工人们便将自己充饥的干粮一番番从车上大弯着腰递在孩子们的小手里,几乎没有人从车上抛过干粮,都是手递手地给予。孩子们一手接过一块干粮大口吃着,另一只手还直伸着默默讨要。破衣烂衫的大人们伫立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已有先头进山负责安全保卫的人们逐村劝告过他们,卡车途经时不得靠近。那些山民们都极其老实,便绝不靠近,仅允许自己的孩子们乞讨。他们的家,说是某种善于搭窝的高等动物的巢穴也毫不夸张。

  贵州深山里山民们的贫穷状况,让许许多多初入山区的“三线”工人受到了震撼。

  当他们自身带的干粮沿途给完了,便开始翻找车上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有些车上有面包、饼干、水果罐头和肉罐头,是工地职工商店的采购员随车采购的。于是,一些新调来的工人便从车上给孩子们拿那些更高级的食品。

  采购员们当然要干涉。

  工人们当然不理那一套。

  于是双方在车上发生肢体冲突。

  周志刚所在的卡车便发生了这种事。

  当时,车上的采购员情急之下,居然拔出枪来对空放了一枪——极个别的采购员是特许佩枪的,因为他们往往随身携带大笔现金,经常不得不与形形色色好坏莫辨的人同搭一车,或独自走一段山路。“大三线”大军初入山区时,山区的夜里每闻狼嚎。

  枪声才使意气用事的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采购员挥舞着握枪的手大吼:“就你们他妈的是人吗?就你们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是石头心秤砣心啊?东西没了我回去怎么交代?你们他妈的替我想过吗?”

  是啊,也不能完全不替人家采购员想一想。

  作为老工人的周志刚向司机建议,再要路过村子时,干脆加快车速开过去为好,那样卡车不至于再被一些可怜的孩子围住,车上也不会再起冲突了。

  司机是个小伙子,他觉得周志刚的建议有道理。

  正因为他听了周志刚的建议,不幸发生了——那辆卡车经过下一个村子时,轧死了一个少年。当那少年的父亲,一个有着一张黧黑的瘦脸、破衣裳裹着麻杆似的身子的中年男子,横托着自己十二三岁的儿子的遗体呆站在车头前边时,“大三线”老工人周志刚头脑顿时一片空白。那时山里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万籁俱寂,静得不可思议。

  那父亲并不看卡车上的人。他低着头,只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的尸体,儿子的嘴角不断往地上滴着血。

  卡车上所有的工人都呆如石人。

  路边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呆如小石人。

  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了,连看都没看那父亲一眼,却朝车上嚷嚷:“谁让我开快车的?谁让我开快车的?”

  周志刚这才缓过神,小声说:“我。”

  司机指着他吼:“你他妈给我下来!”

  周志刚顺从地跳下了车。

  小伙子司机一拳将他击倒于地,接着一脚又一脚狠踢他。

  幸而这时从后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了一名军官和一位干部。

  当卡车继续向前开时,周志刚听到车上有人放声大哭——车上不全是男人,还有一名要前往山里职工医院报到的女护士……

  周志刚是去年十一月中旬从四川调到贵州来的。那次从四川调来了一千五六百名建筑工人。

  临行,领导在欢送会上说:“把你们调往贵州,不仅因为四川这边的建筑工程已经提前出色地完成了,还因为你们都是建设‘大三线’的优秀的老工人!你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岁以上,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人,好样的工人!而且,你们也是最听党的话的工人!现在,贵州需要你们!党命令你们去往贵州,在那里继续发挥你们的榜样作用!有没有怕那边的生活更艰苦不愿去的呀?”

  一千五六百条嗓子震耳欲聋地喊:

  “没有!”

  “没有!!”

  “没有!!!”

  刚会过餐,解谗地饱饱吃过大块大块的肉,还有四川当地醇烈的白酒喝,一千五六百名工人的底气个个都很足。

  在他们中,最情愿从四川调往贵州的便是周志刚。他们确实都是些好工人,也确实如领导所说的那样,贵州的“大三线”建设急需他们这些优秀工人。实际上,四川的“大三线”工人已闹过事了,稳定局面当然同样是军管起了关键性作用。贵州的返省工潮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这引起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这样一些“大三线”工人军团中的老兵,没有卷入在四川早先发生过的同样性质的工潮中,被认为表现良好,于是领导希望他们能在贵州的“大三线”工人中起凝聚作用。从四川到贵州,对于别人来说这种调动无所谓,周志刚却是梦寐以求,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因为他与女儿离得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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