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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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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至享受到了被刮目相看的极大满足,于是眉飞色舞起来。他说等他资金充足了,要注册一家培训中心,专招考不上大学的农家儿女,培养他们整天编“段子”,要让中国独具特色的“农民段子”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要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让中国的“农民段子”红透全世界! “中国有八亿多农民,是吧?编‘段子’有什么难的呀?从前的中国农民,在田间、在炕头、在房檐下、在小饭桌上,最喜欢讲荤事了!要是把八亿多中国农民这方面的智慧调动起来,那得有多大的文化创造力!现在不是总提要发展文化软实力吗?八亿多中国农民中绝对具有这种文化软实力!八亿多啊!比大油田还宝贵的软实力啊!谁把它给开发出来了,把它给规模化了、产业化了,最后把它给一手垄断了,谁不就成了中国的比尔·盖茨了吗?哎,你们两口子说,是不是?” 王福至亢奋地说着,说得嘴角出现了唾沫,嗓子都快哑了。他面前的那部分桌面上,已然快落了一层细密的唾沫星子。陶姮和沃克直往后仰身躲他的唾沫星子,那他也不管。 陶姮只得亲近相称地打断他道:“福至,歇会儿再说,喝口茶。” 沃克起身替他往杯里续了些水。 他听话地连喝了几大口茶,抹抹嘴角,看看陶姮又看看沃克,突然问:“你们投不投资?” 陶姮一愣,反问:“投什么资呀?” 王福至满怀希望,两眼熠熠闪光地说:“中国农民段子培训中心啊!刚成立的时候肯定只能叫‘中心’的,以后渐渐发展壮大了,当然要叫基地的。再以后,应该叫‘中国农民段子华莱坞’,‘华莱坞’听着怎么样?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才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到那时,当然应该在国内国外都上市了……” 陶姮笑道:“多谢你好意了。可你千万别以为美国教授都很有钱。尽管我俩都是教授,其实也没多少存款。以前我俩的工资几乎都用来还贷了,去年才将房贷还清……” 沃克刚欲开口说什么,陶姮使劲儿踩了他的脚一下;他干咳一声,只有点头的份儿了。 王福至有所觉察,立刻又说:“我开玩笑,开玩笑,你们别当真。互相之间才有点儿了解,哪儿能就对你们寄托那么大的希望呢!” 陶姮有意扭转话题,问:“你们昨晚又唱又跳的,附近人家没意见啊?” 王福至说:“意见嘛,起先肯定是有的了。一见我,都不拿好眼色瞪我。还有的,指桑骂槐地骂我。后来经过一件事的教育,对我的态度全转变了,把我当成人物看了,又都有点儿巴结我了。” 陶姮和丈夫不禁同时“唔”了一声,她追问:“那是件什么事呢?” 王福至说,这村上有户人家,辛辛苦苦靠全家人打工攒了点儿钱,想在镇上开家小卖店,租了不小一间屋,签了五年的合同,交了三四万预付款,又花不少钱里里外外装修一新,可营业执照却办不下来。起先工商部门说没问题,可以批。真要开张了,又说那间屋是非门面房,根本不能批了。急得那家人集体上吊的心都有了,上天无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当家人哭唧唧地求到了他头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他答应尽力而为,帮帮看。不久,由镇派出所所长亲自出面通融,执照给批下来了,还没再多花一分钱,没再送一份礼。那户人家自然感恩不尽,而事情,也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连别的村都知道,这村有个善于替人办成难事的“大能人”王福至了…… “现而今他们的态度变成了这样,如果派出所的车好久没开到我家院门前了,都反倒要关心地问:我和派出所的关系是不是还好着呢?我就总说,只能更好,不会不好啊!我小姨子在镇派出所当警员,关系不好了她也不答应啊!我这么说,他们才放心。因为村里有我,全村的人沾光,别村的人对我们村的人,那都得处处礼让三分。所长、副所长,也高兴在我小姨子的陪同下,每个月到我这儿来放松一两次。无非就是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摆摆龙门阵嘛!在镇上那样,影响不好,也许还会有那讨厌的人举报。在我这儿,愿意胡闹一夜那就胡闹一夜吧,闹出花儿来也不会有人举报啊!何况他们每次来,还自带着好多吃的喝的。他们自己才能吃多少喝多少?抬屁股一走,还不都留给我了?你们猜,我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自我感觉极好的农民,似乎喝的不是茶,而是酒。又似乎,有几分醉了,醉于那种极好的自我感觉和远大抱负。 不待陶姮开口,沃克抢先问:“什么样的人?” 王福至语调缓慢地说:“‘及时雨’宋江。” 沃克表现欲很强地说:“《水浒》我读过好几遍,还研究过宋江这个人物。‘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可是被批判成投降派的!” 王福至的鼻孔就又嗤出了一声,有点儿恼火地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听来,仿佛宋江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他的先祖。 沃克辩论似的说:“宋江仗义疏财,帮助别人不收回扣。” 王福至非但没生气,反倒笑了,说:“我不是没有什么财可疏嘛!我的事业刚起步,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现在不能对我要求太高啊!” 沃克还想说什么,陶姮又踩了他脚一下。 她问:“福至,对你的打算,你妻子支持吗?” 这一次她不是有意扭转话题,而是真的产生了解的心念了。 不知为什么,王福至脸红了。 陶姮赶紧又说:“问得冒昧啊,如果不便说,就当我没问。” 王福至窘窘地一笑:“有什么冒昧的呢,我也没什么不便说的。我那口子对我的打算,谈不上支持或者反对。她对我是无为而治。”转脸问沃克:“无为而治懂不懂?” 沃克刚欲开口,陶姮抢着替他说:“他懂。他的中文水平相当于国内的中文大一学生。” 王福至又笑道:“见笑了,那比我水平高。要说我那口子,年轻时比我小姨子还漂亮!正因为漂亮,交上了好运……” 接着,他大谈起他老婆来。他说90年代初,他俩结婚不久,因为盖新房借了不少钱,还没享受几天小日子的新鲜劲儿呢,就有人登门催着还债了。门上贴的大喜字还红艳艳的哪,小两口心里的愁字比喜字还大。俩人一合计,靠种几亩薄地,哪辈子能还清借的一笔笔钱啊。于是呢,相互依依不舍地各自背井离乡,分头到不同的城市里打工挣钱去了。未满三个月,他打工不顺,过不下去那种得习惯于处处忍气吞声的日子,落荒而逃似的回到了村里。妻子却幸运得多,在省城一家宾馆当上了服务员。虽然工资低微,但管吃管住,每月还是能存下点儿钱的。一年后,省城开“两会”,宾馆里住满了“两会”代表。代表中有一位是离休的副省长,觉得她服务周到,善解人意,“两会”结束时便将她领回家去,于是呢她一摇身就变成了副省长家的“阿姨”。 副省长的老伴死了,儿女又都在国外,照顾好副省长也就是尽了“阿姨”的职了。他儿女们从国外回来探望他,见父亲被照顾得白白胖胖的,整天乐乐呵呵的,对她感激得不得了,都说父亲太有福气了,由你这么好的“阿姨”照顾他老人家,我们在国外太省心了!那一儿一女的感激可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还大方地送给她种种从国外带回的东西。做女儿的,甚至将项链都从脖子上取下戴在她脖子上了。他们离开中国前,还交给了她一个存折,其上以她的名字存上了一千元钱。90年代初,一千元那是一个大数目啊!农村的新媳妇也是不负众望的,正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情义无价。两年后做父亲的患了癌症,当“阿姨”的更加服侍得无微不至。他临终前亲笔修书一封,将她介绍到了自己在北京的老首长家。而她替他的儿女尽了最后的孝心,守在病床前直至他撒手人寰。他那一儿一女,只不过回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之后她告别了省城,去了北京,至今已十六七年矣…… “我那口子,谱大了。不是她自己喜欢摆谱,再怎么论,也只不过是一位老革命家里的阿姨,自己想摆谱,那也摆不起来呀是不是?她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可每次回来探亲,低调都低不成的。真是那样!一出省城机场,有人举牌子接在那儿了,往往还是两个人,一个开车的,一个护送的。哪方面出的车她都不知道,也从不问。小车一开到县里,县里也早有人和车候着了。像交货似的,交接了,她再坐县里的车回家……” 王福至讲到此处,收住话头,喝口茶,笑问:“那待遇可以吧?” 陶姮和丈夫一齐点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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