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12)_梁晓声

一二

　　“大概……是我一时大意，把他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弄丢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副校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宁愿补上那五十多元钱，下个月就开始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

　　而副校长却哧了一声，不置可否地说：“先谈到这儿吧。”

　　说完起身便走。

　　坐在椅子上的陶老师呆如石人……

　　隔日，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许久，老师才进入陶姮那个班的教室。但不是应该给他们上那一节语文课的陶老师，而是别的班的一位班主任，身后紧跟着副校长。

　　副校长宣布：陶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位老师了，从即日起，由别的班的那位班主任暂时代理这个班的班主任。

　　那一节课的纪律空前地好，连平日里惯于搞笑捣蛋的学生，也皆坐得端端正正。几乎每一个同学，似乎都是在屏息敛气地听课。又似乎是被施了定身法，灵魂集体出窍，游荡向四面八方去了……

　　放学时，一辆从县里开来的警车停在校门口，垂头耷拉脑的陶老师，被两名公安人员押上了警车。

　　许多同学目睹了那一幕，陶姮也看见了。

　　据说，陶老师哀求在他被押上警车之前，不要给他戴手铐；两名公安人员没理他的哀求……

　　在一个案件涉及一笔去向不明的钱的情况之下，主要当事人如果承认是被自己丢失了，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那其实也就等于承认是被他贪污了。

　　当年，结果必定会是那样。

　　那五十多元钱并没从陶老师的工资里扣。他既已从一位老师变成了一个贪污犯，也就同时失去了当老师的那一份工资。五十多元钱，比他此前每月的工资还多二十元。五十多元钱，于是成了他家以后欠学校的债务。他家还有四口人：老母亲，是社员的妻子，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和才五岁的女儿……

　　那天，陶姮回到家里没吃午饭。晚上父母回到家里时，见她躺在床上。她说她有点儿不舒服；父母以为她来例假了，既没多问，也没勉强她吃晚饭。

　　夜里，她咬住被角，无声地哭，泪水湿透了枕头……

　　几天后，代理班主任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严严肃肃地对她说，校“革命委员会”经开会研究，已内定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了，希望她以后在各方面都努力争取表现得突出一些，尤其在政治方面要有突出的表现。绝不可错过机会，辜负培养……

　　从此，她成为班级里乃至学校里一名很忙的学生了。她开始被通知参加各种政治思想学习班了，也开始被要求写大批判稿，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发言了。她写的大批判稿，代理班主任替她一稿两稿地改不说，校“革委会”的头头们还要互相传阅，各自勾改一番才能定稿。以至于连她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登台所念的究竟算是谁写的批判稿。

　　整个9月份，学校似乎不是学校了。三天两头地开批判大会，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幕后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隐蔽在地下的翻案集团”……究竟批的是谁们，全校没有一名学生能说明白。陶姮也不明白。由于根本不明白，反而全没了半点儿有可能伤害到某个具体的、活在当世的人的心理障碍。写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被迫练字；而登台读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当众“开嗓子”。“开嗓子”是村里的一种普遍说法，即可着嗓子喊，据言对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是有益的。否则，少男少女们变声以后，男的也许会是公鸭嗓，女的说起话来则永远的细声细气。那样的大姑娘，一旦做了媳妇，岂不是要受婆家人的欺负？故，谁家的少男少女大哭大闹、大喊大叫时，父母和邻人们是不理不睬的，只当那也是在“开嗓子”。

　　是的，陶姮每在台上激昂慷慨地大声读那类批判稿，并且一次次带头振臂高呼口号时，只当自己是在“开嗓子”而已。

　　于是她听到些夸奖话了。当面听到的夸奖话全是同学口中说出的，而老师们口中说出的夸奖话，则全是同学们转述给她听的。

　　她对那些转述半信半疑。

　　然而确实的，她的嗓音变得响亮了。她渐渐习惯于将一篇批判稿大声读得惊神泣鬼了，有一定经验了，知道应该将哪些句子读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了。

　　那是人心躁动不安的日子。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躁动之中加深着不安，如同动物本能地预感到将要发生大地震。似乎一切革命歌曲都失去了鼓舞的作用和影响，最后经常响彻校园的只是同一首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仅仅一句，不比歌名多一个字，也不比歌名少一个字。

　　陶姮最听不得的夸奖话是——“有老师说你的才能将来一定会超过陶老师！”

　　每次听到同学转述那样的夸奖话，陶老师双手被手铐铐着，并且被推搡着经过校园的情形立刻像电影片断一般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即使高兴着，也会顿时高兴不起来了。

　　十四岁的这一个少女，内心里开始迷信因果报应。独自一人时，往往会想到“天谴”二字。这两个字是她从母亲口中听说的。母亲在家里诅咒那些不把她当人对待的家伙时，就说他们迟早会遭“天谴”。

　　“天谴”二字每每使陶姮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

　　虽然，由于她差不多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了，父母竟也沾光，有时候有点儿被当人看待了，但这也抵消不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恐惧。

　　“十一”照例放了三天假。

　　以前和她暗中要好的同学中，只有那名写了文字证言的男生来找她玩过。另外几名同学，因为她有点儿像是学校里的“红人”了，觉得他们的同情和保护对她有些多余了，一个又一个主动疏远她了。而那名男生叫李辰刚——正是他后来追求过陶姮。

　　这使她很伤心。也很无奈。

　　李辰刚将她引到了河边，两人之间保持距离地呆坐了一会儿，谁也不敢看谁。

　　终于，她听到他小声说：“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你的！”

　　她缓缓抬起头，鼓足勇气望向他；他却已经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

　　到了10月中旬，某日从省城开来一辆小汽车，将陶姮一家接走了。

　　直至那时，她才觉得，恐惧将离自己远了。但“天谴”二字，却似乎仍黏着她。

　　在省城，他们一家三口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里。每天都有人来看她的父母，那时她便躲出房间去。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一块儿从外回来。显然都喝了不少酒，半醉不醉的。

　　母亲说：“女儿，‘四人帮’粉碎了！”

　　她疑惑地望着母亲，不明白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的，头一次听说。

　　父亲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咱们一家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她愣了片刻，小声问：“不必再回风雷村接受改造了？”

　　父亲说：“不必了。”

　　母亲说：“真的！”

　　十四岁的少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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