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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日本人(3)


  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

  于是我简单地将这件事写成七八百字,郑重地征得文学部主任同意,盖上了文学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报》。

  这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上登的“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

  标题不是我拟的。是报社加的。当年一些文学界朋友还议论纷纷,以为我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自己想出一个“点子”,意在替自己制造“社会新闻”,抬高知名度……

  其实我当时哪儿有这么复杂的动机呢。而且这么一桩事儿,又算的什么“社会新闻”呢?

  我倒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边文字”连在一起带来的心理滋扰。

  但是我当年也并未责怪报社编辑何必加那么一个怪里怪气的标题。试想编辑也必是和我一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反正以后再没有被那另一位“梁晓声”骗了的女人来找过我,于是,于报社编辑,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

  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

  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探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的‘邪乎’!……”

  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

  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的也太单薄。

  我先请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请求又不便开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兑了一大盆热水。他这才得以将他的脸洗得干乾净净,一边从内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风刮得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一边环视着公共洗脸池四周。不消说,那是我们那幢筒子楼最有碍观瞻的地方。垃圾触目皆是。水池子里沉淀了一层油腻腻粘乎乎的污浊。

  他问:“你们全楼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洗脸?”

  我说:“只是住二层的人在这儿洗脸。也不只在这儿洗脸啊!刷牙漱口,洗衣服洗菜淘米。总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这儿进行……”

  他说:“那……”

  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

  我看出他想说的是一一“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儿?”

  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

  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

  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磕了绊了摔一跤。

  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

  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杯热茶。并插上电取暖气摆在他近前……

  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

  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

  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

  我也笑了笑……

  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

  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

  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

  “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

  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

  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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