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30)_梁晓声

三〇

　　那副官闯入屋里，朝小军妓扬起了抓着军帽的手。她则毫无惧色地仰着脸，瞪视着他，似乎认为他不敢用军帽抽打她。

　　那副官也确乎被她瞪得犹豫了，抓着军帽的手僵在半空中。

　　王文琪此时已抬起了头，用日语低声说：“太君，一位有军队荣誉感的军官，是不会摘下军帽抽打别人的，更不会用军帽抽打一个小女子。军帽对于军人是比军服还神圣的，是军威的象征，正如军旗是军魂的象征。”

　　那鬼子副官被王文琪的话说得愣愣的，扬起的手不由自主地垂下了。

　　王文琪又说：“太君，虽然我还不理解您刚才为什么大发脾气，那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向您指出，您刚才的做法有失副官身份，我不认为池田大佐会很欣赏您那么做。”

　　以前在一般为人处事方面，王文琪并非是个很会说话的人。父母甚至认为他是个很不会说话的人。往往，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把话说了，一点儿也不善于绕弯子。经常的，因为话说得太直，已将人得罪了，自己还浑然不知。这样的儿子，即使凭着聪明医术学得挺快，那也是继承不了祖上的衣钵，在县城里经营不好医堂的。所以父亲也不指望他子承父业了，宁肯花大把的银子遂他的意愿让他到日本留学，并且同意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学多少年就学多少年。

　　在当年，父母那么顺着他，也算是很开明的父母了。父母能那么开明要感激“五四”。“五四”之后的中国，但凡是接受了一点儿新思想的父母，都尽量避免使儿女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式的家长，都尽量表现得与时俱进，哪怕内心里其实并非多么情愿。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王文琪，逐渐学得会说话点儿了。身处异国，人际关系相比于国内复杂多了。因为不会说话很吃了几次苦头，再没记性的人也长点儿记性了，往往就善于将话说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了。而开始善于说话了，加上日语说得极好，使他受益匪浅，尝到不少甜头。一尝到甜头，则就更会说话了。

　　但自从回国后，他似乎又变回了从前那个王文琪，并且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不是经常因说话而得罪了人自己不知道，而是变得话少了。眼见日寇猖狂，山河破碎，百姓命如蝼蚁，许多人朝生夕死，且死得悲惨，他觉得能不说话便不说话，哑巴似的活着，心里反倒好受些。即使与乡亲们之间，他采取的也是一种言简意赅的说话方式。如果靠了摇头、点头、表情及手势也能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他就宁肯选择不说话。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自己的心情也较好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些。那日为了救韩柱儿一命，他急中生智地也可以说是条件反射地居然说起了日本话，随之又孤单单地被押入炮楼，不得不与藤野等鬼子机智周旋，使他在日本时面对日本人很会说话的技巧又恢复了。同样孤单单地被押入县城置身狼窝虎穴之后，他觉得自己那一种技巧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那是性命攸关的前提之下被逼迫出来的智慧的提升，是出于保命的本能。

　　面对扬起手来，要用军帽狠狠抽打那日本小军妓的鬼子副官，他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又一次良好地发挥了。斯时，他内心里对那小军妓的怜花惜玉的同情，终于打败了他对她的厌恶，完全占了上风。

　　鬼子副官狠推了他一掌，将他推得倒退数步才稳住双脚。而鬼子副官擒住小军妓一腕，拖了她大步往外便走。王文琪看见，小军妓被拖得踉踉跄跄，才走了五六米远，一只脚上的木屐掉了。她低头咬了副官一口，副官怪叫一声，她得以挣脱了腕子，跳格子似的往回跳，穿好那只木屐后，还没忘朝窗口瞭他一眼，摆动摆动手，扮了个鬼脸，斜刺里朝另一个方向跑掉了，那个方向有她住的屋子。

　　鬼子副官也朝窗口转过了身。直至那时，军帽仍拿在他手中。他戴上军帽，笔直地伸出一只手臂指了王文琪一下，猛转过身去迈着大步走了。

　　王文琪呆立片刻，关了门窗，仰躺于床。

　　他怀着一种爷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好汉大丈夫般的英豪气概，就那么和衣睡了过去。一夜无梦，天亮方醒。

　　又出乎他的意料，鬼子副官居然来陪他共进早餐，说奉了池田大佐的指示。早餐也居然不是馒头和大米粥了，而是油条和豆浆了。这当然表明待遇又升格了。但待遇升格了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就难以推测得准了。他深知日本这个民族有着这样一种“传统”，那就是，如果决定要杀死一个其实自己本应感激的人，在杀之前尤其要尽到该尽的礼节，以抵消“歉意”。并且要杀得对方猝不及防，顷刻丧命。对于日本男人，那似乎是一种特人道主义的讲究。若连杀也杀得干脆利落，那么便连杀死了应该感激之人的那一份儿良心不安也对冲光了。

　　因为王文琪了解某些日本男人这一种彬彬有礼的流氓性，他一边吃着久违了的油条喝着久违了的豆浆，一边猜测着，若那鬼子副官果然是为了杀自己的，那么自己究竟会遭到一种什么死法。他倒没太怕。头两天分分秒秒地提心吊胆，到了这时，怕劲儿过去了。身在虎穴，一条命攥在对方们手中，怕也没用啊。他只不过是由于好奇。那鬼子副官没佩军刀，用刀杀死自己首先可以排除。

　　鬼子副官坐下之前，将枪套摘下挂衣架上了，估计也就不会用枪杀他了。那不符合出其不意的快捷原则——得起身去从枪套里拔出枪来，麻烦。用皮带勒死自己？可对方坐下前连军腰带也解了，一并挂在衣架上了。掐死自己？自己又不是个婴儿，肯定本能地挣扎和反抗啊？那还不蹬倒了桌椅？那种杀法太不成体统，有违武士道精神。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不仅体现在杀人和自杀方面，也体现在杀死自己本应感激的人方面。在中国古戏或古小说中，惭愧极了每曰“愧杀人也”。日本人杀死自己本应感激之人时，也有那么一种“愧杀”之感。杀是肯定要杀的，愧也不是丝毫没有，所以才尤其要杀得讲究些，就是中国俗话讲的“大面儿上过得去”的那么一种杀法。

　　是在我这一大碗豆浆里下了毒吧？

　　王文琪几经猜测，最后估计到了自己唯一可能的死法。

　　这时他已将那一大碗豆浆喝下去一半了，却暂时还没有毒性发作的感觉。

　　那鬼子副官将枪套和军腰带挂在衣架上之后，曾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将一些白色的粉状物倒在他的碗里，还替他用小勺搅了搅，说是军队里供给的糖，从日本运来的糖。怕他怀疑，又说，自己不爱喝甜豆浆，而更喜欢喝淡豆浆。当时他其实倒没怀疑，这会儿断定，那正是毒药无疑，一种作用缓慢发生的毒药。

　　王文琪想确定了之后，全然无所畏惧了。尽管他为了能够活着甚而能够怀着几乎胜利者似的骄傲脱离虎口，言行谨慎小心翼翼度日如年，但分明到了明摆着活不成了的时候，则就要求自己在一名鬼子军官面前死得不失尊严了。他认为比起别种遭杀害的死法，自己摊上的死法毕竟还算幸运。也可以说不同于杀害，而更接近谋杀。对方们想怎么杀害他就怎么杀害他，想多么残忍地杀害他就多么残忍地杀害他，却偏要煞费苦心地置他于死地，而且由一名军官彬彬有礼地作陪将这一过程进行到底，足见自己这个中国人在对方们看来非是等闲之辈，不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来。能使对方们这么对待，也算是种胜利吧？也算没给中国人丢脸吧？也算死得其所了吧？他进而这么一想，不但全然无所畏惧，也同时觉得一点儿欣慰了。

　　他用小勺轻轻搅着豆浆，喝得缓慢起来，也一小口一小口喝得更加斯文起来。他想：干吗明知是下了毒的豆浆也喝得那么快呀？不怕死也没必要不怕到急着死的份儿上啊！自己一口气喝光了，对面那狗日的鬼子副官不就立马完成任务了吗？想拍拍屁股就走人？没门！狗日的你乖乖陪我坐在这儿吧！谁叫你下的毒药作用如此缓慢呢？！

　　鬼子副官忽然问他：是不是觉得豆浆不够甜？不爱喝？

　　他嬉笑道：甜！很甜！真是甜得不得了。大日本帝国出产的砂糖，比我们中国的砂糖甜多啦！

　　因为他说话的表情是嬉笑的，语调又是插科打诨的，鬼子副官就觉得他是在说反话，一只手伸入兜里，又掏出一小纸袋，欲往他的碗里再加入所谓“砂糖”。在他看来，那当然是所谓的“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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