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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


  工龄稍短的孙四海也要交七八千元。

  邓有米一直在心里算账。好不容易算清楚,他将脚一跺,骂了一句粗话,说将自己这些年当民办教师的全部所得加起来,还不够交这笔钱。好在邓有米省吃俭用,当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助从未花过一分。妻子成菊种地和搞多种经营赚的小钱,也基本上存了起来,再找亲戚借一点,能凑足一万之数。

  邓有米将自己的账反反复复地算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余校长对孙四海和邓有米说:“虽然过去两次的转正机会,我们三个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那样共进退。这一次情况不同,政策摆在那里,人人都有份。去教育局交钱,用不着三个人一起去。应该像发展党员那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孙四海也说:“既然邓老师筹到钱了,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干脆先去县里将钱交了,顺便给我们探探路。”

  邓有米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将自己的课托给余校长和孙四海,将一包钱捆在腰间,拉上成菊做保镖。搭三轮车下山去了。

  因为怕余校长他们惦记,成菊想在县城看一看,邓有米不同意,交完钱,拿到收据,就往回赶。天刚黑,他们就回到界岭小学,将县教育局的盛况,向余校长和孙四海讲了一遍。

  邓有米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同行,一个县就有这么多民办教师,全中国的民办教师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来的人虽多,交钱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说是来做政策咨询,也有请愿的意思。说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民办教师的时间越长,越是交不起工龄钱,大家都觉得应当按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付工龄钱才合理。最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现在算工龄钱,一个月就要交几十元,连教育局的人都说不合理。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左右,还是由村委会和教育站各发一半。可问题是民办教师转正后,必须进社会保险这个“笼子”,而进“笼子”的规矩,就是中南海的人也没法改变。

  邓有米在教育局见到了张英才。张英才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空对他说,这件事不可能再有转折了。张英才的意思是叫余校长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将这笔钱交上,交了钱,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张英才还说,已经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了,有几个民办教师交不起这笔钱,就有可能便宜几个乌龟王八蛋!

  这番话让大家想起张英才上次回界岭小学时的表情。或许那时候张英才就晓得这鬼政策了,才在心里替他们难受。谈到下一步该如何办,余校长和孙四海都不做声,但让人觉得他俩已心中有数了。

  说起来真快,才一个月,黄会计来送工资时,就将邓有米和万站长一起,列在公办教师的工资单上。邓有米签字领钱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抖动。黄会计笑着说。他发了几天工资,没见到一个民办教师不激动。难得受宠,针鼻大小的一点好事,就激动得要患心脏病了。黄会计又提醒余校长和孙四海快点到县里去交钱,若不交钱,名字上不了工资表不说,一过期限,有可能连收条都不让写了。

  余校长不同他说这些,只问万站长在不在家。听说万站长又带李芳去省城医院做放疗去了,余校长轻轻地啊了一声。黄会计敏感地告诉他,万站长的本钱被李芳的病掏空了,如今是寅吃卯粮,就连李芳送给他的那辆摩托车也折价卖了。真想借钱,最好到没有民办教师的城里去找亲戚熟人。乡下有钱的人本来就少,突然间这么多民办教师要转正。有点闲钱的人家,早被捷足先登的人借空了。黄会计还说,全乡的民办教师中,除了界岭小学的三位,其余的人都找他借过钱,弄得他夜里都不敢开灯,听到有人敲门就心生烦躁。余校长说,自己只是问问,好久没看到万站长,有些想念。

  因为余校长和孙四海还没办好手续,邓有米不好太高兴。但他一定要让成菊好好享受一下,便趁着周末再次去县城:用领到的第一笔公办教师工资,给成菊买了一枚金戒指。

  天气很冷,但阳光很好。戴上金戒指的成菊,执意要到大大小小的村子里走一走。成菊的手粗糙得像是红豆杉的皮,食指上的金戒指在晴空中一闪一闪十分夺目。看到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她跟着邓有米过了二十多年苦日子,一夜之间就彻底翻身了。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村长余实的妻子。因为成菊的金戒指,与她那戴了几年的金戒指一模一样。

  正像俗话所说,成菊真的是睡着后笑醒了。邓有米领了第二个月的工资了,成菊还是有事没事就在那里痴笑。下来巡诊的乡卫生所所长看过后,怀疑她患了癔症。吃了一瓶谷维素片也不见效,邓有米急了,害怕乐极生悲,就想学万站长,送成菊到省城医院去诊治。蓝小梅拦住他,说是自己有个办法可以试试。那天,蓝小梅请成菊吃饭,见成菊又在那里痴笑,她上前去贴着她的耳朵大声呵斥她:如果再得意忘形,就将邓有米的公办教师资格作废!成菊吓得全身发抖,将一大杯酒当成白开水倒进嘴里,不省人事地躺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便恢复到往日的样子。

  最着急的人是万站长。

  从省城回来后,万站长不顾自己累得也像得了癌症,三天两头往界岭小学跑,见面就问筹款进

  度。实际上,只要一看课程安排就知道,按兵不动的余校长和孙四海,除了上课哪儿也没去。说起来,他俩的想法基本相同,就算有人答应借钱,以界岭的情况,能拿出二三十元四五十元就相当不错了,相对于需要交付的款项,无异于杯水车薪。

  万站长每次来,都要单独同蓝小梅商量一阵。那天,蓝小梅突然不辞而别,再回来时,就望着余校长伤心落泪。原来蓝小梅去县里,要蓝飞想办法筹点钱。蓝飞也没办法,县团委的同事都很年轻,几乎没有积蓄,自己又刚刚有了女朋友,每月开销大得不得了,接下来就要筹钱买房子准备结婚。蓝飞建议,将家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换些贷款,或者干脆将房子卖了。真的做起来,才发现蓝飞的方法根本行不通。蓝家的房屋太旧了,银行不愿抵押,也没有人肯出价购买。

  那一天,像要落雪了。

  突然出现的万站长,带来乡法律事务所的谢律师。

  万站长说了来意,将余校长吓了一跳。邓有米的胆子比较大,虽然有些担心,还是同意万站长的做法。于是,万站长就带着律师去找村长余实,将这些年余校长他们垫付学校校舍维修费的明细账摊在桌上,希望村委会如数偿还,否则就向法院起诉。

  村长余实哈哈大笑,钱是村委会欠的,又不是他个人欠的,他希望万站长去告状,更希望这事闹到报纸和电视上去。村长余实一向称呼万站长,这一次却叫他老万,提醒他不要将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上,要以平常心来分析这件事。在界岭小学的问题上,村委会尽了力,那些民办教师才能坚持下来。至于垫付的维修费,谁晓得是用在教室上,还是用在老师的住房上。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村里搞工作,又没有财政拨款,很多事情是分不清公与私的。像望天小学,至今还在破庙里上课,也没有谁说过要维修。界岭小学的房子虽然破点,四壁都是砖做的,上面盖的也是瓦,就是不维修也冻不死人。有人要将界岭小学当典型,给管事的人脸上贴金。村委会又没有财政拨款,一分一厘的收入,都是从老百姓手指缝里抠来的。他还说,自己越来越觉得,这个村长当得太不要脸了。叶泰安大张旗鼓搞竞选,好不容易当上村长,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不干了。不晓得内情的人说是受排挤,其实是因为他没当过村长,觉得自己的脸皮很重要。他不同,当了多年村长,已经没脸了,无所谓要脸不要脸。真要告状,不用法官判,他就认输,将老会计的账本交出来,让有本事的人去欠账的人家收钱就是。到了那一步,只怕全世界都会笑话,大吃大喝,盖高楼大厦,坐高级轿车的政府,居然状告穷得叮当响的农民。

  村长余实当即让老会计拿出账本给万站长看,又拿出村委会会议记录,上面记得很清楚,近几次会上,村长余实每次都在强调教育优先,只要有一分钱,也要将学校的问题考虑进来。万站长明白,老会计的账是真的,会议记录是假的。各个村都在这样做,将编好的会议记录,按各行各业各整一套。哪一行来检查,就用哪一本来对付。各自心知肚明,又顾及了各自的面子。

  说到最后。村长余实使出杀手锏,要万站长帮忙。请有关部门批准砍一棵红豆杉,卖出钱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还举了几个例子,说别的村就是如此应付实在过不去的难关。万站长没有料到村长余实会使出这个招,一时间,十八般武艺都失去用途。

  讨债的事情没办好不说,倒过来还欠村长余实一个人情。

  临走时,村长余实旧话重提,要万站长无论如何将捐建的教学楼交由村里来做,村里赚了钱,就可以投资到学校里。还说,村里这就去给砌匠们办手续,也成立一支建筑队,到时候该签合同就签合同,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该承担的全都承担,只希望万站长到时候在县团委方书记面前多多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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